在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8周年之际,一批反映侵华日军罪行的文物史料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2月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文物史料捐赠仪式,日军信件、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照片、南京保卫战牺牲军医档案、日军“花见部队”相册、英法文刊物等13件(套)文物史料对外公布。海内外各界有识之士为史存证,这些文物史料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有力反击,为还原历史真相、铭记民族创伤提供了不可辩驳的支撑,彰显了海内外守护历史记忆、捍卫正义良知的坚定立场。
“花见部队”相册:揭露日军对中国文化的摧残
徐州高中生于聍鹏捐赠的日军“花见部队”相册收录了44张照片,集中反映了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某部在天津设立野战医院的情况,照片清晰记录了医院化验室、物资室、病房的布局,以及日军的医疗活动和医院工作人员的情况。
相册信息显示,该部队为“花见部队”,部队长的姓为“花见”。日军占领天津后,这个医院主要设在天津市扶轮中学内,该中学创办于1918年。照片还反映了“花见部队”在“津浦铁路什物库”设置的传染病区,以及设立于某建筑内的“花见部队分室”等信息。
谈及获得这一重要证据的故事,15岁高中生于聍鹏有着超乎年龄的成熟,“当时是在二手物品交易网站上看到这个相册的,当天我就立马开始筹钱,第二天就乘坐高铁前往长沙提货,作为当代年轻人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忘记,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历史,历史就有可能重演。”于聍鹏向记者说道。
根据1940年日本女子文苑社出版、岩井节子著《母亲从军》一书记载,作者岩井于1937年10月初抵达该医院,担任护士长。当时传染病流行,医院已集中收治了大量霍乱、赤痢等日军病员。1938年5月,“花见部队”主力为参加徐州会战,离开天津开往前线。
孟国祥教授指出:“该相册反映了日军对中国的文化摧残。日军侵占中国的学校作为野战医院,就是对中国教育资源的掠夺,是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摧残和破坏。战时的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都曾经被作为日军医院,1945年抗战胜利时,南京中央大学里还有3000多名日军伤病员。”
日军信件:加害者自己记录的暴行
两封日军信件以加害者的视角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其中一封由日本友人捐赠,是侵华日军国崎支队步兵第四十一联队士兵村田芳夫于1938年1月8日写给父亲村田龟太郎的4页家信。经考证,村田芳夫所属的“国崎支队”原隶属于日军第五师团,占领南京后在江浦、浦口、江心洲等地实施了大屠杀。
村田芳夫以灭绝人性的轻松口吻,记述了部队占领南京后屠杀中国俘虏的情况:“南京有一座很有意思的死刑栈桥,每天都在用日本刀斩杀或射杀中国败残兵或伤兵,并且把尸体全部抛入扬子江冲走,真痛快”。根据1978年日本发行的《福山联队史》收录的战死者名簿记载,村田芳夫的家庭住址与信件收件人地址一致,其于1938年4月16日在中国战死。
“这封信是一份加害者在南京大屠杀发生期间记述日军屠杀和处理尸体罪行的铁证”,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孟国祥说,“村田芳夫甚至使用了‘很有意思’‘真痛快’这种毫无人性的表述。显然,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将杀人视为一件轻松愉快的事。”
另一封信件由徐州高中生于聍鹏捐赠,是一名叫“山川”的日军中尉,于1937年12月18日寄给日本福岛县“山川德太郎”的信件,正面盖有“南京陷落纪念”邮戳。信中写道:“……我们的目的地,首都南京,终于在13日被我们攻占了。在17日举行了盛大的军司令官入城式,我们接受了检阅。请告诉正人君,我发现了最贵的麻将,我将作为特产送给他。”
根据信件中出现的“横尾部队”“山川中尉”等信息,经考证,此“山川”为侵华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炮兵第十九联队第三大队第九中队中队长山川仪仁,其军阶为中尉。该大队于1937年12月12日从镇江出发,沿长江南岸一路攻占乌龙山炮台,驻扎在南京幕府山附近。
历史照片:定格南京沦陷后情景
由来自河南的党小举、党彪父子捐赠的8张珍贵历史照片,真实定格了日军占领南京前后的情景,部分照片附有拍摄时间与文字说明。
这组照片包括1937年12月14日、15日被日军炮火破坏的南京中华门、中华西门、南京城墙、长干桥等标志性建筑,还记录了12月17日日军南京“入城式”的场景,以及12月12日“工兵野口部队土屋队”实施爆破的侵略行径。其中一张标注“南京一眼望去的道路 从中华门直行右转就到市政府”的照片,右侧建筑正是如今位于太平南路和建康路路口东北角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旧址。
特别是是一张背面标注“南京唐山路(今中山码头附近)宿舍附近 孩子乞讨的实况”说明词的照片,清晰记录了日本侵略者占领下南京孩童沿街乞讨的悲惨境遇。
这组照片直观印证了日本侵略对南京造成的毁灭性破坏,以及战争给平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英、法文刊物:以第三方视角揭露日军暴行
由纪念馆征集的1938年11月22日美国《瞭望(LOOK)》杂志,第54-55页刊登了一篇题为“杀人为乐”的报道,还刊登了4幅揭露日军暴行的照片。
美籍华人鲁照宁今年第3次来馆,捐赠了一批英、法文刊物,以第三方视角为日军暴行提供了有力佐证。
1937年12月8日法国《卓越报》介绍了南京沦陷前夕的人口问题,反映南京沦陷时人口规模仍然很大,“尚有百万居民”。这与南京鼓楼医院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在东京审判时的证词呼应。东京审判期间,战犯的辩护律师曾提出南京被占领时的人口问题,威尔逊做出“人口锐减到不到50万”的陈述。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张生说:“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南京人口数量问题否认南京大屠杀,说当时南京人口不足30万,不可能屠杀30万。这份报纸是对日本右翼势力错误言论的有力回击。”
1937年12月18日《新闻与观察家报》转载了美联社“日军入城后南京发生大规模屠杀”的消息,当时美国很多报纸都转载了这个消息,说明南京大屠杀在当时广为人知。
1945年9月8日《纽约时报》报道了1945年9月2日重光葵、梅津美治郎在密苏里战列舰上代表日本,向中国代表徐永昌等九个同盟国的代表无条件投降的场景。
这批新入藏的文物史料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对民族记忆的守护。从加害者的亲笔信件到第三方视角的报刊报道,每一件文物都无声诉说着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珍贵。它们不仅是反击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的铁证,更是对全人类的警示: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唯有铭记真相,方能避免悲剧重演。
来源: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万博洋 黄阳阳
编辑:张家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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