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工人日报）

1991年夏天，我从济南一所铁路学校毕业回到故乡，进入一家大型铁路工厂工作。和所有刚走出校门的青年一样，我心里充满期待，又有些迷茫。

是机械车间。一走进去，人瞬间被巨大的穹顶和纵横的钢梁衬得卑微。耳朵被钢铁合奏灌满，车、铣、刨、磨、焊，各唱各的调儿——刺耳，铿锵，沉闷，激昂。

领到浅蓝色的牛仔布工装和大头鞋。鞋头据说藏着钢板，防砸，挺沉，穿在脚上像压着两个小秤砣。我在维修班，机器出故障，就跟师傅去查看、检修。机器缺机油，就提着油壶去加。大机器换油时，用油壶加那是“蜻蜓点水”，不起作用，要指挥吊车将硕大的油桶吊起来，对准加油口，“一泻千里”。机油亮晶晶的，像北方人炒菜用的豆油，当然，不是那个味儿。

机器“安好”、大家忙碌时，我们最闲。老师傅们泡上一大搪瓷缸子“猴王”茉莉花茶，扎堆“侃大山”。我觉得浪费时间，于是找了块干净的木板垫在膝上，或干脆趴在冰凉的铁皮工具箱盖子上写写画画。写什么呢？技术顶好的老宫头，戴着副深度眼镜，话不多，却爱“琢磨”工艺上的小改进，我写他的通讯稿登上厂报。他再见到我时，推推眼镜，咧嘴笑道，小子，写得不错。很快，不少工友都成为我笔下的一道“风景”。车间党支部书记称我为“秀才”，每回厂报来，他总要先翻找有没有我写的“豆腐块”，然后用红铅笔划上一道，拿到车间会上念。那时，报纸和广播就是大家看世界、听消息最主要的渠道。

车间主任是山东人，豪爽，嗓门大。他听说我爱好摄影，非但没说我不务正业，反而大手一挥，指着一间堆放旧配件的屋子说，没活儿时，你用吧。那屋子没窗，一关灯便完全黑暗。我找来简陋的桌椅，买来一手或二手“放大机”“曝光箱”“上光箱”等，设置成暗房。我的那架135型号的“甘光”傻瓜相机可派上了用场。当时用的是“乐凯”黑白胶卷。拍完照，我跑到暗房，冲洗胶卷，晾干，再曝光相纸。在显影液的浸泡下，白色相纸上缓缓浮现机器、师傅、生产的场景，并越来越清晰，我心里格外欣喜。我想，这一张张鲜活的来自生产一线的新闻照片，一定会得到编辑的青睐。

我将写的稿子、拍的照片往外投。厂报是第一站，接着是市报、省报，还有电台。有“小”工人报，也有“大”工人报。没有“泥牛入海”，回音很快传来——有时是类似明信片的用稿通知单，有时是几块钱的汇款单，越攒越多。稿费用来购买摄影耗材，当然，偶尔也改善一下伙食。

工厂白班作息是“早八晚六”，中午两个钟头休息。宿舍离厂区不近，骑车20多分钟，中午索性不回。厂子大门马路对面有家兰州牛肉面馆，中午饭点，人满为患，没座儿。我和很多工友就端着大海碗，蹲在门口石阶上“哧溜”“哧溜”。正宗兰州牛肉面讲究一清（汤清）、二白（萝卜白）、三红（辣子油红）、四绿（蒜苗和香菜绿）、五黄（面条黄亮），真香！正当青年，大口吃饭的时候，一碗面下肚还有点“亏欠”，但工资收入不允许吃两碗。意犹未尽，晚上再补。

夜里值班，又是另一番光景。下午6点接班到夜里12点下班。维修班多时是两个人，偶尔也一个人。没任务时，我躲在班组一角，借着灯光看书，灯光不够亮时，就打开手电筒。或继续在纸上“涂抹”。一页页方格稿纸，一行行写下去，颇有“信手拈来”“文思泉涌”之感。

冬夜里，北风呼啸，有时白雪茫茫。下了班，我骑着自行车在风雪中艰难穿行。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我曾那么坚强？在工厂的那段岁月，成为我一生的“垫脚石”。后来我成为记者、“作家”，多次到不同类型的企业采访，看到机器，听到声音，闻到气味，见到工人，觉得熟悉和亲切，也很容易让他们打开话匣子。也便有了更多的文章发表和报告文学出版，里面记录着一个个新时代工匠的奋斗与拼搏，隐约，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