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陵山寺碑》是菏泽籍文学家温子昇为北齐奠基人高欢韩陵山之战而写,立于邺南韩陵山(今安阳东北),文辞受到南北朝文学界著名文学家庾信高抬。据唐代张鷟(zhuó)《朝野佥载》载,当南朝人问及北方文士如何,眼眶子很高的他说了一句:“惟韩陵片石堪共语!其余皆驴鸣犬吠,聒耳而已。”这“韩陵片石”,以后演变为一个汉语成语。悲催的是,碑文的作者北方乱世才子温子昇,文章写成后不久就被杀,他的死是北朝文化的一大损失,令人慨叹。
□张漱耳
才分拔尖名噪一时
效力乱世甘苦自知
温子昇,字鹏举,济阴郡冤句县(今菏泽西南)人。系晋朝大将军温峤后裔,父亲温晖,曾当过兖州左将军长吏,行济阴郡事。温子昇在鲜卑族建立北魏百余年后的太和十九年(495年)出生。优裕的家庭条件,让他从小得以博览百家群书,成名早于同辈人。十几岁的时候,文章就写得清丽婉约,广为世人所传诵。
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年),全国选拔辞人补充御史之职,参加应试者逾八百,温子昇名列榜首,时年才二十二岁。自此,北魏朝廷的重要文件均由他起草,深为孝明帝赏识。
武泰元年(528年),孝明帝被灵太后毒杀,契胡族出身的权臣尔朱荣掌控了北魏朝政,拥立孝庄帝元子攸即位。时温子昇官拜五品南主客郎中,负责记录皇帝日常言语行动。一次因脱岗没尽职值班,被刚刚上任的录尚书事元天穆查到。
元天穆爵号上党王,《北史》称“以疏属,本无德望”,凭借与尔朱荣拜把子兄弟的关系升居高位。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想拿温子昇立威,不但把他胖揍了一顿,还将此事上奏孝庄帝,提出罢黜其官职。孝庄帝虽忌惮元天穆是尔朱荣同党,也忍不住站出来维护温子昇:“当世才子不过数人,怎能因为这点小过失就罢黜他?”
自此,天穆渐渐闻知温子昇才名,显出了宽宏大量的一面,没再欺负他。在奉命率兵前往青州北海郡(今潍坊市)征伐刑杲时,天穆传令温子昇随军前往。温怕他记恨报复,不敢答应。天穆让人捎话:“我哪能老记恨前事呢?我是知道他是个有才能的人,才叫他同往,这是量才重用。”温子昇听罢才松了口气。在随军征战中,天穆很赏识温子昇,加封他伏波将军和行台郎中,前者有降伏北海寓意,后者则是不担负具体事务的五品官员。
北魏永安三年(530年)九月,孝庄帝诱杀了擅权的尔朱荣、天穆后,旋即却被尔朱荣侄子俘虏并缢杀。时中国北部战争纷起,愈发大乱。尔朱氏拥立的节闵帝上位仅一年就被脱胎与尔朱荣集团的高欢废黜。
高欢看名字就不像游牧民族。的确,高氏原本汉人,三百年前因祖上犯罪,全家被发配内蒙古,看来边塞生活并未使之完全鲜卑化。北魏中兴二年(532年),高欢与尔朱荣集团为争夺北魏朝政控制权,在韩陵山打了一仗。高部侥幸以劣胜击溃对手,尔后尔朱氏势力瓦解,尽被消灭。高欢率军攻进洛阳,立元修为帝,是为孝武帝。韩陵山战役,是导致魏国政权转到高欢手里的关键之战。
温子昇在孝武帝时期担任侍读兼舍人,也称皇帝身边的侍读,所以他还有一个名称叫“温侍读”。其间,元修与高欢争权甚烈。双方决裂前夕,元修令温子昇替自己给高欢写信,温子昇因当时心情欠佳回绝,元修大怒,在胡床上当场拔剑威胁,逼迫温子昇就范。
服务高氏谨小慎微
书碑颂功十分卖力
北魏永熙三年(534年),元修弃国逃出洛阳,投奔盘踞长安的军阀宇文泰。随着此次君相失和,孝武帝西奔,高欢由“尊王”的功臣沦为“逐君”的逆臣。为了平息口舌是非,高欢恳请孝武回归,未被理睬。于是遥废了帝号,另立幼主孝静帝,迁都邺城。
逃到长安没几天的孝武帝,竟遭宇文泰翻脸毒杀,北魏从此灭亡,分裂成东魏、西魏。掌控了东魏实权的高欢继承了尔朱荣的精髓,他让长子高澄坐镇邺城,自己以献武王爵位居起家之地遥控,并将温子升留在邺城,让他在儿子身边服务。
身上贴着旧朝标签,却不得不混迹高家新朝,温子昇被置于尴尬与敏感境地。当时不光是他,许多士大夫估量早晚会有禅代之日,选择与高氏当局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史书称温子昇这阶段:“外恬静,与物无竞,言有准的,不妄毁誉”。说穿了就是谨小慎微,对事物不妄断,不做情绪化表达。他在得闲的时候只与高澄的馆客元谨来往,两人时常诗歌唱和。
孙骞做过高欢的大秘,一次酒后逼温子升承认,温的文章不如他,口头承认还不行,还得写下来。温子升都照办了,以诚恳的态度满口承认孙骞厉害。做这些时,他心静如水,啥愤怒、啥不甘都没有。如此喜怒不形于色,可称修炼到家?至于他心里横着什么念头,没有人能揣测得出。
然而,温子昇表面上的这种君子心性却被当局另眼相看,视他为“内深险”。尤其高澄,对这个前朝臣子警惕得很,一直在留神观察着他。
高澄非昏君,年纪轻轻就懂得如何掌控朝局。针对天下人对东魏政权合法性的质疑,便一直图谋强化和弘扬老爹的尊王功勋。他围绕当年的韩陵之战大作文章。首先,他把温子昇派过去,撰写献武王平乱立帝的功业碑文。
温子昇不愧“北地三才”之首(第二、第三分别为邢邵、魏收),非常卖力地讴歌了高欢,将他比作齐桓、晋文,并用骈俪的词句覆盖回避了那场战争的血腥。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七十七《内典下·寺碑》录有温子昇部分序文。相关的原文是这样写的:“昔晋文尊周,绩宣于践土；齐桓霸世,威著于邵陵。并道冠诸侯,勋高天下。衣裳会同之所,兵车交合之处,寂寞消沉,荒凉磨灭,言谈者空知其名,遥遇者不识其地。然则树铜表迹,刊石记功,有道存焉,可不尚与!……大丞相渤海王,命世作宰,惟机成务,标格千刃,崖岸万里。运鼎阿于襟抱,纳山岳于胸怀,拥玄云以上腾,负青天而高引。钟鼓嘈囋,上闻于天；旌旗缤纷,下盘于地。壮士懔以争先,义夫愤而竞起。兵接刃于斯场,车错毂于此地。轰轰隐隐,若转石之坠高崖；硠硠礚礚,如激水之投深谷。俄而雾卷云除,冰离叶散,靡旗蔽日,乱辙满野。楚师之败于柏举,新兵之退自昆阳,以此方之,未可同日。……”
序文后段称为纪念普泰二年(532年)闰三月大败尔朱氏联军的韩陵之战,高欢“考兹沃壤,建此精庐,砥石砺金,莹珠琢玉”,寺成而立碑。
骈文不求生僻,除晋文、齐桓句,用典较少,通篇刚健流畅。高欢、高澄捧读后赞不绝口,六朝精英皆视文章为“不朽之盛事”。
为扩大功业碑的影响,高氏父子决定借助佛教信仰之力,丰富纪念形式与意涵。北魏与其他王朝不同,包容多元文化,儒释道共生共荣。父子不惜人力、物力、财力,于韩陵山战场原址建起一座规格很高的佛教塔寺,在民间大力塑造传播“高王”的神圣性。
由于韩陵山巅的寺碑建成后是百余年的动荡,先后遭遇北周焚毁、隋代废弃、唐末战乱等多次浩劫,或被改建或被破坏,原石流失不存,温子昇的骈文作于何时已经无法确定,以至出现“古碑文字尽,荒寺年代迷”的状况。不过,该寺建于何时虽无明文,却有蛛丝马迹可窥端倪。
东魏天平四年(537年)十月,高欢在西征时因沙苑之败功亏一篑,“弃器甲十有八万”,他骑着骆驼仓皇逃归。次年三月,上表孝静帝,主动辞去大丞相一职。不久又因河桥之捷恢复原职。此后他未敢向帝位迈进,反而“事静帝礼甚恭”,包容一些心向西魏的文武官员。韩陵山寺大概就在这阶段建立。之所以没有像永宁、定国等依据佛典或吉意冠以抽象专名,而取与地名有联系的俗称,可能是出于能够便于人们直接联想的缘故。
东魏武定三年(545年)秋,梁朝遣通直常侍庾信出使东魏,《朝野佥载》记载了相关轶事: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庾信将读温子昇《韩陵山寺碑》而写的《枯树赋》示之,见者无敢言。南人问:“北方文士何如?”庾信回答了本文开头那句“惟韩陵片石堪共语”。这证实,是年秋,他见到了韩陵山寺碑,并因他推重,“韩陵片石”一语流传开来。韩陵山寺自齐至唐皆称此名。
到了明代,因崔铣的《邺乘》将韩陵山寺碑与定国寺碑混淆,韩陵山寺后被误称定国寺有年。明人据《艺文类聚》传世文本重刻此碑,民国年间尚有一段碑身与底座残石存于韩陵山定国寺内碑亭(见图)。既往学者讨论此碑,也主要从文学着手,“韩陵片石”背后的那座寺鲜少受到关注,以至长期错讹。
文友谋划政变未遂
嫌疑难除活活饿死
庾信离开后的第二年,即东魏武定五年(547年),侍讲荀济、宗室元瑾、侍中刘思逸等一些辅佐傀儡孝静帝的近臣,策动了一场政变。他们派员以修建土山为掩护,在宫中挖掘地道,试图潜入高澄府邸诛杀他。地道挖至千秋门时被发现,事情败露。高澄随后将孝静帝幽禁,处死了荀济、元瑾等参与密谋的大臣。
高澄怀疑温子昇参与了此事,起码认为他是知道内情不报,于是将他逮捕,投到晋阳监狱。高澄下令不准给温子昇送吃的东西。温饥饿难忍,撕身上的棉衣吃,最终活活饿死。他死后,尸体被放到大路上,全家都被抄斩。
温子昇在东魏建立后,一直任高澄的咨议参军,按说他是高澄的近臣,不是孝静帝的人。在没有拿到温子昇谋反实据的情况下,高澄就置他于死地,旁人都认为是他与元谨曾在南梁使臣的官舍里有过交际,笔者觉得这只能算原因之一,最主要恐怕还是对温子昇“内深险”的印象所致。
高澄不会不知道,当年孝庄帝诱杀尔朱荣,温子昇是主谋之一。当时,他亲笔写好了尔朱荣的罪状,去呈送孝庄帝过目,准备成功后昭告天下。但没想到尔朱荣受到召唤来得很快,与他打了个照面。看到他手里捧着的圣旨,尔朱荣问拿的何文书,温子昇脸色不变,若无其事回答“敕”。尔朱荣遂淡然无视,而孝庄帝一见尔朱荣,吓得腿软说不出话,还是温子昇递酒,孝庄帝微醺后壮胆才成事。故在除掉尔朱荣事变中,现场的温子昇起了很大作用。对温子昇的面不改色与临危不惧,高澄能放心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政变事一泄,高澄立即将温子升收监就不难理解了。
温子昇死时年仅52岁,殊为可惜。他遗留下《文笔》35卷、《永安记》3卷传世。作为魏至北齐时期北朝出现的诗文大家,他创作的诗文传到江南,不只庾信赞叹,梁武帝萧衍也很赏识其文笔,说:“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恨我辞人,数穷百六。”即感慨温子升仿佛是曹植、陆机两位魏晋文学巨匠重生在北方,遗憾的是,我梁朝(南朝)这样的大才却寥寥无几。
温子昇的死,最大的损失是让南北文学融合的步伐戛然而止,复苏的北朝文学重新步入了寒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