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心智观察所】
前不久，前白宫人工智能特别顾问本·布坎南（Ben Buchanan）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抛出了他的“大交易”设想，华盛顿的政策圈似乎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叙事框架。
这位在2021至2025年间负责协调拜登政府AI政策的核心人物，试图为美国AI发展勾勒一幅宏大蓝图：科技行业必须要与政府达成战略协议，前者获得能源基础设施、人才管道和国家安全保护，后者则将AI整合进国防体系并确保其不破坏所谓的民主价值。这个提议听起来既务实又理想主义——问题恰恰在于，它可能过于理想主义了。
更令人玩味的是，就在布坎南构想这份“大交易”之后不久，DeepSeek正在以一种近乎讽刺的方式，拆解着他所依赖的核心假设。这家被美国芯片出口管制严密封锁的公司发布了DeepSeek V3.2，实测在开源模型中达到全球最高水平，与海外顶级闭源模型的差距缩小至约一个季度。该模型分为普通版和特别版：普通版性能对标 GPT-5，特别版则媲美 Gemini 3.0 Pro，尤其在数学与推理能力上表现突出。这不仅是一次技术突破，更是对美国“芯片遏制”战略的一记响亮耳光。
芯片政策的分歧：遏制还是“上瘾”？
在理解布坎南“大交易”的困境之前，我们必须先厘清美国AI战略界内部一个长期存在但鲜被公开讨论的根本分歧——关于对华芯片政策，决策圈内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
本·布坎南（Ben Buchanan）
第一派可称为“技术依赖派”或“上瘾派”。这派观点认为，应当允许中国大陆在一定程度上获取美国的先进AI芯片，使其AI生态系统建立在美国技术基础之上，形成一种战略性依赖。这种策略的逻辑类似于毒品贩子的手法：先让对方上瘾，然后控制供应链就能控制对方的技术发展节奏。英伟达最初对中国大陆市场的态度——不断推出降级版芯片如H800、H20来规避出口管制——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思路。这一派相信，只要中国大陆市场的AI产业离不开美国芯片，华盛顿就永远掌握着关闸的权力。
第二派则是布坎南所代表的“全面遏制派”。在他们看来，任何对中国大陆的技术渗透都是危险的，必须在制造端实施最严格的封锁，不给中国大陆任何获取先进算力的机会。这种观点在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大幅扩展芯片管制时达到高峰，不仅限制先进芯片出口，还限制芯片制造设备，甚至禁止美国公民为中国大陆半导体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布坎南在文中对中国大陆“军民融合”战略的恶毒指控，都清晰地显示出他属于这一阵营。
然而讽刺的是，DeepSeek的成功恰恰证明了两种策略可能都已失效。
“上瘾派”的梦想破灭了——中国大陆AI企业并没有因为依赖美国芯片而束手就擒，反而在被断供后激发出了惊人的技术创新能力。而“遏制派”的策略同样遭遇挫败——即便在最严格的出口管制下，中国大陆企业仍通过算法优化、架构创新和可能的走私渠道，实现了技术突破。正如智库Stimson Center的分析所言，出口管制的“卡脖子”假设本身就是一个谬误——每一次限制都会留下缝隙和漏洞，而目标国家的适应和创新能力往往被严重低估。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封锁正在催生一个危险的结果：“设计出去”（designing out）。当美国技术被完全排除在外时，中国大陆企业别无选择，只能开发完全绕过美国技术的替代方案。华为用麒麟9000s芯片替代高通，导致高通2024年损失6000万套芯片销售，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长期来看，这种“设计出去”将永久性地侵蚀美国在全球半导体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当中国大陆建立起完整的国产替代体系后，即便美国日后放松管制，市场份额也难以夺回。
布坎南的“大交易”建立在全面遏制战略能够成功的假设之上，但现实已经在反复证明，这个假设正在崩塌。
能源幻觉与基础设施的政治死结
“大交易”的第一个支柱是政府为AI产业提供充足的能源基础设施。布坎南在文中引用的数据令人震撼：到2028年，美国AI产业仅新增电力需求就将达到500亿瓦，相当于整个阿根廷的用电量，数据中心可能消耗美国电力产量的12%。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大陆每年新增电力容量达12%，而美国在2005至2020年间几乎没有新增净电力。
这个对比看似有力，实则掩盖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美国在过去二十年间几乎没有新增电力？答案并非技术能力不足，而是美国社会在能源政策上陷入了一个几乎无解的政治死结。
一方面，任何大规模的新建电厂项目——无论是传统化石能源还是核电——都会面临环保团体、地方社区和监管机构的多重阻挠。美国的环境影响评估流程可以让一个电厂项目耗费十年以上时间仍无法开工。另一方面，即便是清洁能源项目，也面临着“不要建在我家后院”（NIMBY）效应的困扰。加州在可再生能源方面走在全美前列，但其电网却经常因为峰值负荷而陷入危机，而新建输电线路的项目同样被环保和土地纠纷困住。
布坎南乐观地认为，AI驱动的能源繁荣将创造就业、加速清洁能源开发，实现“无碳化运营”。但这种叙事忽略了一个残酷现实：在美国当前的政治生态下，任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都会遭遇旷日持久的党派争斗、司法诉讼和监管审批。特朗普政府宣布的5000亿美元Stargate项目看起来宏大，但如果我们回顾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承诺的基础设施投资有多少真正落地，就不难理解这些承诺的可信度。
美国电力短缺状况（@华盛顿大学）
更讽刺的是，当前美国政治氛围下，对AI的态度本身就充满分裂。一部分人将AI视为新的经济引擎和国家安全工具，另一部分人则担心AI导致失业、隐私侵犯和社会不平等。在这种背景下，要求政府为AI产业大规模投资能源基础设施，本身就可能引发激烈的政治反弹。那些在锈带州失去工作的选民，那些被高房价和生活成本压得喘不过气的中产阶级，凭什么要为硅谷科技巨头买单，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电力来训练AI模型？
中国大陆的优势恰恰在于其政治体制能够快速调动资源实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当决策者确定AI是战略重点时，电厂、数据中心和配套设施能够以惊人的速度上马。这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治理模式的差异。布坎南的“大交易”假设美国政府能够提供类似的支持，但这个假设本身就忽视了美国政治体制的结构性制约。
人才政策的内在矛盾
“大交易”的第二个支柱是维持国际人才管道。布坎南正确地指出，70%的顶级在美AI研究人员出生在国外，65%的领先美国AI公司至少有一位移民联合创始人。但他对人才政策面临的困境却语焉不详。
特朗普政府在移民政策上的立场与布坎南的设想存在根本冲突。将H-1B签证费用提高到10万美元，大幅收紧国际学生入学政策（2025年可能导致国际学生入学率下降30%-40%），这些措施的政治逻辑与“保持AI人才流入”完全相悖。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移民政策并非出于无知或短视，而是回应了美国社会中一股强大的民粹主义情绪。
对许多美国选民而言，保护美国就业、防止移民抢走机会是比维持AI领先地位更直观、更紧迫的关切。当布坎南谈论引进更多外国AI人才时，政治现实是，这种政策会被解读为“让外国人来抢美国人的工作”。技术精英和政策制定者可以用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来论证开放移民的必要性，但这套话语在政治市场上的说服力远不如美国优先来得有力。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布坎南一方面希望政府帮助AI产业获得更多国际人才，另一方面又主张将AI深度整合进国家安全体系。但任何有过安全审查经验的人都知道，涉及国防和情报的项目对人员背景有极其严格的要求。当AI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军事和情报用途时，如何平衡人才开放性和安全审查的严格性？那些来自对手国家的研究人员——包括大量来自中国大陆的AI专家——是否还能参与最前沿的AI研发？
布坎南似乎希望鱼与熊掌兼得：既要保持美国作为全球AI人才磁石的地位，又要加强对AI技术的国家安全管控。但这两个目标存在内在张力。中国大陆正在积极招募AI专家回国，而美国日益收紧的移民政策和日益政治化的科研环境，可能会加速这种人才回流。当美国大学里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发现自己无论多么优秀都难以获得工作签证，当他们的研究因为敏感性而受到限制时，选择回国就成了理性选择。而这正是布坎南所担心的人才外流。
政府-产业合作的结构性障碍
“大交易”设想的核心是政府与科技行业建立深度合作关系。但这个设想面临一个尴尬的现实：双方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互不信任。
从科技行业的角度看，政府意味着繁琐的监管、缓慢的决策流程和对商业创新的束缚。硅谷文化崇尚“快速行动，打破陈规”（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而政府系统的特点恰恰是谨慎、官僚和风险规避。更重要的是，科技公司担心与政府深度合作会限制它们的商业自由。如果将AI系统深度整合进国家安全体系，这意味着更严格的出口管制、更多的安全审查、更少的国际市场机会。对那些在全球运营的科技巨头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代价。
从政府的角度看，科技公司则是一群难以管束、唯利是图、不考虑国家安全的商业实体。OpenAI、谷歌、Meta这些公司都曾因为与军方和情报机构的合作项目引发内部员工抗议。2018年，谷歌员工成功迫使公司退出了与国防部的Maven项目。这种企业内部对军事合作的抵触，让政府对科技公司的可靠性深表怀疑。
布坎南在白宫任职期间主导的一些政策，恰恰体现了这种张力。拜登的AI行政命令要求科技公司自愿做出安全承诺，但这些承诺大多停留在原则层面，缺乏强制约束力。而当政府试图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时，科技公司又会动用强大的游说力量来阻挠。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很难想象能够升华为布坎南所设想的“大交易”式的战略伙伴关系。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大交易”假设政府和产业能够就AI的发展方向达成一致。但实际上，双方对许多核心问题存在严重分歧：AI应该多大程度上开放？谁应该控制最强大的AI系统？AI带来的经济收益应该如何分配？AI技术应该向哪些国家和实体出口？在这些问题上，政府和科技公司的利益远非完全一致，而且内部也存在严重分歧。要在这样的基础上达成一个覆盖能源、人才、国家安全等多个维度的“大交易”，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时间的残酷性与政策的惰性
布坎南正确地指出，AI进步速度极快，政策制定者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做出重大决策。但他的“大交易”却要求完成一系列在美国政治体制下通常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实现的任务：大规模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移民政策根本性改革、政府-产业关系的深刻重构、国家安全体系的全面AI化。
这里存在一个根本性的时间错配：AI技术的演进以月为单位，而美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以年甚至十年为单位。在拜登任期内，布坎南主导的AI行政命令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建立了AI安全研究所等机构，推动了一些自愿承诺。但这些成就与“大交易”设想的宏大目标相比，几乎微不足道。而现在，特朗普政府正在系统性地拆除拜登时期建立的许多AI治理框架，包括放松芯片出口管制——这正是布坎南最担心的事情。
政治周期的不稳定性使得任何长期战略都难以为继。一个政府费尽心力建立的政策框架，可能在下一个政府上台后被全盘推翻。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政府和产业就一个需要十年、二十年才能见效的“大交易”达成共识，无异于痴人说梦。中国大陆的体制优势恰恰在于其政策的连续性和长期性——当中国大陆将AI确定为战略重点时，这个战略可以持续数十年不变，资源投入也能够保持稳定。美国的民主制度有其独特价值，但在需要长期战略规划的技术竞争中，这种制度的弱点暴露无遗。
布坎南的“大交易”本质上是一个防御性战略，它的出发点是“防止失去领先地位”而非“创造新的突破”。这种心态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焦虑和不自信。当一个国家的AI战略主要由防止对手超越而非创造革命性创新驱动时，它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先机。中国大陆的AI战略虽然也包含赶超美国的目标，但更重要的是建立自主创新能力和独立的技术生态。DeepSeek的成功正是这种战略思维的体现——与其被动等待美国放松封锁，不如主动探索新的技术路径。
难以愈合的裂痕
最终，“大交易”之所以难以实现，根源在于它试图弥合的那些裂痕可能本就无法愈合。
美国社会在AI问题上的分裂是深层次的。
技术精英认为AI是下一个增长引擎，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持领先；普通民众担心AI导致失业和不平等；环保主义者反对为AI建设消耗巨量资源的数据中心；民族主义者要求限制移民和技术出口；国际主义者强调开放合作的重要性。这些立场之间的矛盾，不是一个“大交易”就能调和的。
政府和科技公司之间的不信任是结构性的。科技公司希望政府提供支持但不要干预，政府希望科技公司服从国家利益但又不完全信任它们。这种关系更像是一种脆弱的共生而非稳固的伙伴关系。
美国和中国大陆的竞争是长期的、全方位的，不可能通过单一的技术封锁或单一的政策框架来解决。中国大陆的制度优势在于能够集中资源和长期规划，美国的制度优势在于创新活力和市场机制。但当竞争进入到需要国家动员和长期规划的阶段时，美国的制度优势可能反而成为劣势。
布坎南的“大交易”建立在一个过于乐观的假设之上：只要政府和产业达成正确的协议，美国就能够延续其在AI领域的领先地位。但现实可能更加残酷——不是美国不够努力，不是政策不够好，而是历史的钟摆正在摆向另一边。技术霸权从来不是永恒的，曾经的领先者往往会在新的技术范式转换中失去优势。AI可能正是这样一次范式转换，而“大交易”式的修补方案，或许只是延缓衰落而非逆转趋势。
在DeepSeek证明封锁无效、特朗普政府拆除拜登时期的AI治理框架、美国社会在移民和能源政策上陷入僵局的当下，布坎南的“大交易”更像是一个精致的政策幻想，而非可行的战略方案。这并非说布坎南的诊断不对——美国在AI领域确实面临能源、人才、安全整合等多重挑战。问题在于，他开出的药方需要一个在当前美国政治现实中几乎不存在的条件：高度共识、长期承诺、政府效率和超党派合作。当这些前提条件都不具备时，“大交易”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成为又一个华盛顿政策圈里的美好愿景，而非能够真正塑造现实的战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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