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选举制度改革后，第七届香港立法会于2021年顺利诞生，开启了“爱国者治港”新篇章。这一历史性转变，让香港社会重归安宁，却令部分人士如坐针毡，质疑其沦为“橡皮图章”的声音从未断绝。

行政立法关系“前所未有”之顺畅，是否意味着监督缺位？观察者网对话了报名连任的立法会议员、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副主席邓飞，解读立法会及其过去四年表现，并基于其竞选主张，探讨了当下香港教育面临的严峻挑战。

【对话/观察者网 李泠】

·立法会绝非“橡皮图章”

观察者网：回顾上一届立法会的工作，您认为整个议会的工作氛围和运作效率如何？外界常有声音称“建制派是橡皮图章”，您认为过去四年的表现是否回应了这一质疑？

邓飞：立法与行政之间是分工关系：政府提案，立法会审议、修订或否决。而过去四年，立法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经济民生议题上，避免了无谓的政治争论。但这并不意味着讨论不尖锐。恰恰相反，去掉政治争议的外衣后，经济民生议题的尖锐性更加凸显，不同阶层和政团之间的利益矛盾直接摆在台面上，大家直接对着干了。例如，劳工权益保障议题会引发企业界议员的质疑，而对企业有利的议题则会遭到工会的强烈反对。

香港立法会 资料图来源：立法会官网

此外，我要纠正“立法会是‘橡皮图章’”的错觉。

立法程序有所谓一读、二读、三读，其实在二读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中间环节，叫做“委员会审议”。这个环节是针对草拟的法律中英文逐条逐句地去审议。在这个时候，议员会提出大量的修订意见。这意味着，最初一读的法律草案文本，和最后三读通过的文本，并不一定完全一样。

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针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这部法律草案，政府保安局和律政司在一读提交立法会时，大约有180多条条文。但在三读投票时，其中90多条被修订了，修订幅度超过一半。

立法会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后，行政长官李家超、特区政府官员和立法会议员在立法会会议厅合照。

你想想，像23条立法这样敏感、严肃、重大的法律草案，立法会的修订程度都这么高，更何况其他没什么敏感性的普通经济民生法案——关于经济民生议题的法律草案修改，其实只要道理上说得通，是追求整个社会的最大利益，那么政府一般也都愿意采纳。此外，本届立法会还否决了特区政府提出的《同性伴侣关系登记条例草案》。

因此，可以看出，在实际操作中，立法会议员们基本上还是实打实地把《基本法》和其他相关法律赋予立法机关的权利用足、用尽了的，绝非形式上的“通过机器”。

观察者网：基于过去四年的经验，您认为立法会在程序或内容上有哪些可以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邓飞：立法会本身的制度和程序并无太大问题，如果真要改进什么，可能议员个人对立法规则和技巧的掌握程度的差异，是可以关注的方向。有些议员，比如律师或者像我这样学公共政策的，更快适应，而其他背景的议员可能需要更多时间熟悉。

观察者网：从个人角度，您如何评价自己过去四年的工作？有哪些具体贡献？

邓飞：这四年下来，我觉得自己也学到了很多。我虽然是学公共政策的，但那毕竟是理论，现在可以付诸实践了。做了议员之后才发现，投入立法会的工作时间真的很长、很长。我90%的时间都放在立法会，其中大约有6成用于开会，参与讨论、发言、表决等等；剩下4成时间要与跟各界联系，毕竟我们不能闭门造车。可以说工作强度不止“996”，甚至是“997”——不光是我有这个看法，我听过很多议员都说没想过会这么忙。

总结过去四年在议会的投入和参与，我整理了一些数据：提出质询65次，议案/法案发言112次，加入了26个小组委员会和35个法案委员会。此外，也担任了推动香港成为国际教育枢纽小组委员会主席、教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

至于过去几年在推动教育发展方面的努力，包括：改善了公营小学中层管理人手、理顺了公营小学校长及副校长的薪酬；疫情期间，为北上开学的学生争取到了“人文关怀通道”；推动了教师操守指引的更新；建议并成功提高了高等院校录取非本地生的比率，如今香港八大院校录取非本地生的比率已由20%增至50%。再比如，原本自资院校招收内地学生设有百分比限制，这种做法带有一定的歧视性，我此前呼吁尽快改革；如今，教育局已宣布6所自资院校从2025/26学年起，可分阶段增收非本地生至40%，并在全国所有省市区招生。

观察者网：记得四年前的立法会选举，那时修例风波刚过不久，您当时曾提出教育界需要“降温”，让教育回归教育。过去四年中，您为此做了哪些努力？

邓飞：我最主要的努力是两点，其中一点是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到位。现在特区政府已经成立了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同时也把通识教育科改成了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去掉了一些不必要的政治性内容，历史课程也在不断优化。二是推动香港教育国际化，目前高等教育已取得进展，未来希望延伸至基础教育。

“内地考察”是香港公民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截自公民科内地考察专页

观察者网：在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到位的过程中，是否有遇到什么阻力？我看到有观察指出，当下的香港社会仍存在一些“软对抗”。

邓飞：就我的经历来看，说完全没有，倒不至于，但是整个政治形势都变了，因此那种有组织的、具备规模效应的对抗，我还真的没碰到。

观察者网：那没有组织的、小规模的对抗是什么样的？

邓飞：比如，某些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可能会阴阳怪气、冷嘲热讽。顶多就是这样，不至于生成规模效应，更不会上升到能主导政策实施的程度。

对于这个问题，我比较乐观。因为现在的教师队伍在更新换代，有很多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入行当老师，他们没有被反对派“洗脑”过，没有什么历史包袱。所以未来最关键的是要做好新入职青年老师的工作，比如加强教师培训，或者通过教育团体做好联系年轻老师的工作，保证他们都保持着比较正面的价值观。

·本届竞选主张解读

观察者网：回顾完过去四年立法会工作，接下来我们聊聊您的这次竞选。

您提出目前香港教育面临四大挑战，包括：社会对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政府却面临结构性财政赤字；出生率下降导致收生率不足（“缩班杀校危机”）；教师压力日益沉重，身心健康响起警铃；以及学校日常实务运作面对不少困难。

您此前在一次公开辩论中表示，如果可以再次当选，将致力于凝聚业界共识，争取更多资源在未来的《财政预算案》及施政报告中有所体现。能否再详细谈谈，您计划具体从哪些方面去争取资源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招生问题？

邓飞：第一，我觉得香港社会的一个消极观念需要改变——很长时间里，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觉得香港的出生率就这样了，上不去了。不能这样想，因为这是“自我预言的实现”，你越觉得出生率上不去，大家就越不愿意生。我们应该反过来想，用什么样的方法能让青年人愿意生育。

在香港，大部分未生育的青年夫妇不是受“丁克”思想影响，更多是出于经济考虑，觉得生不起、养不起，那就不生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在教育体系上有所保障。比如说，学前教育的幼儿园必须要保证充足，而不能任凭它出现倒闭潮。因为如果一直出现倒闭潮，那些计划生儿育女的夫妇一看，连好的幼儿园都没有，就更加不生了。这就变成了互为因果，导致“螺旋式下降”。所以，特区政府不能纯粹看账本，人少了就砍掉学校，应对未来的人口增长保持乐观，将完整的学校体系保护下来。

好在本年9月的行政长官施政报告说得很清楚，特区政府放弃了过往那种对生育不做干预的政策，并且提出了一套旨在提升生育率的“组合拳”。既然特区政府有了这么明确的观念更新，教育体系就必须要配合，就不能轻易地把学校都关了。

第二，看能否跟内地相关部门商量，让内地的孩子可以到香港接受基础教育。现在内地不少家长有送孩子出去读书的意愿，近年来去欧美国家的意愿有所下降，去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升学的想法在上升。香港如果能“截流”，至少还能让这些孩子留在中国。

当然，这两点要做到都不容易。

邓飞议员本次的竞选主张是“追求卓越，稳健同行”。

观察者网：是的，对于第一个问题，您的政纲也都提到了，政府财政压力大，招不来学生的学校也不好全靠财政补贴硬拖着，这里面有很多现实利益冲突。而第二点，可能实操上涉及诸多技术性问题，比如您说要让内地学生来香港入学，有没有考虑是否要设立什么条件？

邓飞：简单地说，教育局可以给学校每个年级设一个招收内地学生的最低学术标准，具体的入门考试则让学校自己去弄。

此外，因为香港的教育基本上都是政府资助的免费教育，如果内地学生直接过来就享有本地的教育福利，这肯定会带来另一种不公平，因此可以让内地家长自费。但其实就算自费，金额也是有限的。对于一个中学生，香港政府的平均资助成本一年不到9万港币，这对于很多内地家庭来说还是可负担的，毕竟很多内地国际学校的学费比香港的国际学校还要贵。

观察者网：对于让更多内地学生来港就读，我看到很多香港人担心本就抢手的优质教育资源会被挤占。

邓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香港的免费教育资源，其学校的分类是依据“组别”来的。学生按统一考试成绩排序，头三成是第一组别，中间三成是第二组别，后面的是第三组别。所谓的第一组别学校，是因为它收了很多第一组别的学生，而不是因为它能把你的孩子培养成第一组别。所以，实质上并不存在一种固定的、独立的“优质教育资源”被挤占的问题。

观察者网：之前的一些竞选公开辩论有点到“如何提升学生国民身份认同”这一问题，除了您先前提到的知识竞赛等形式，对于孩子们的国民身份认同，还有哪些创新的教育方法？

邓飞：除了课程设置，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当代青少年是“网络原住民”，他们的身份认同可能更多源自虚拟世界，对传统文化和政治议题普遍缺乏共鸣。而我们这代“老登”仍用前互联网时代的思维模式去引导他们，自然收效甚微。

我们这一代在传统文化浸润中成长——武侠小说、四大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无处不在，身份认同是自然形成的。但网络世代完全不同：他们伴随着光怪陆离的网络世界成长，很多人对经典文学和传统教育内容无感，更喜欢短视频这种快速刺激多巴胺的东西。

这其实是全球共性现象。以前英国有人在街头问10来岁的青少年一些英国历史人物，包括克伦威尔、丘吉尔，他们不光答不出这些是什么人，甚至说“那些死了几百年的老白男关我什么事”。自己世代之前的，都不用说历史了，就是爹妈那个时代的东西，他们基本都是无感的。

香港目前严重缺乏对网络时代青少年心理和价值观形成的系统研究，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文不对题，不能对症下药。孩子们对历史、文学、文化等内容的学习动机不强，这时硬把它们加入必修课程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我觉得当务之急，除了我以前提到用知识竞赛来刺激他们，更关键的是网络青年心理学的研究必须要跟上。没有上游理论的研究，就没有对中下游的辅导老师、驻校社工、教育心理学家的业务实践指导，使得他们都只是靠个人的可能已落后于时代的经验来应对。

我不知道内地怎么样，在香港，这相关研究是根本不存在的，甚至连研究这方面的意识都没有。一提起学生的自杀、身份认同等问题，都是很老套的几个因素分析，什么功课压力、家庭压力、朋辈之间的压力，等等。你怎么知道他觉得有功课压力？可能他对功课就没有任何感觉，还不如网游打输了带给他的压力更大。也就是说，很多孩子们的压力累积点、情绪触发点可能是在虚拟世界，而不是在真实世界。但是我们对虚拟世界对他们的影响的研究完全是一片空白，这才是最大的危机。

香港有研究发现，小学生于学习用途以外，每天平均花费4小时至6小时使用电子产品，更有儿童一天玩足20小时，远超特区政府卫生署建议的每天不超过两小时。 图为大公文汇网报道

观察者网：我记得几年前有个新闻，香港一位网名叫“依奈”、当时才18岁的女生，因为遭遇网暴，跳楼身亡。

邓飞：对。现实的暴力相对少见，但是在网络上的那些网暴是很夸张的，比如我可以和你开一个群组，这个群组的名字就定为“网暴谁谁谁”。在一个网暴的群组里面，为什么有些孩子加入进来却不活跃？有些孩子告诉我，如果自己不加入网暴群、不一起网暴这个人的话，明天被网暴的就是他。这是一种相互的压力，这才是现实中的“朋辈压力”。

青少年健康的身心成长尚且面临挑战，更何况我们要培养他们的国民身份认同。对于他们来说，国家的概念可能更多只是旅游层面的意义——是去日本旅游、去泰国旅游，还是回内地旅游？我们期待的那种抽象的国家概念远未建立起来。

观察者网：现在我们的飞船上天就和出差一样频繁。我看到他们会向香港的学生播放太空实验视频，有时候也有宇航员线下见面活动。这类成就和安排，会对他们的爱国认同有促进作用吗？

邓飞：他们也会刷到这些小视频，作用是有点的，但可能更多是当热闹看，看看就过了，很难形成我们期望的那种深层次的、稳固的身份认同。这再次说明，需要一套更系统、更符合网络时代特征的方法来引导他们。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