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胡同口往南走几步,就是井窝子,这里满地是水,有的地方结成薄薄的冰,独轮的水车来一辆去一辆,他们扭着屁股推车,车子吱吱扭扭响……井窝子旁住着一个我的朋友——和我一般高的妞儿。”作家林海音在《城南旧事》中描述的“井窝子”周边的场景,即上世纪20年代老北京城南的水井及担水夫的日常真实写照。而说到老北京的“井窝子”,许多勤劳能干的山东人身影深深烙印在这段历史记忆里。

　　□牛国栋

甜水、苦水与“二性子水”

　　明清以降,北京人生活用水日益紧张。皇家用水取自京西玉泉山,乾隆更是将玉泉赐封为“天下第一泉”。每日清晨开始,紫禁城插着龙旗的水车都会穿行于西直门,专运玉泉水入宫。寻常百姓赖以生存的则是井水,此类水井也称官井。

　　朱一新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编纂完成的《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北京内城及外城有1266口水井(另有统计称总数为1258口),此数尚不包含皇家宫苑与私家宅院之井。以水井命名的街巷有近百条,其中最知名者当数王府井。

　　彼时人们对井水优劣之评判,主要以口感为标尺。清嘉庆年间《燕京杂记》点评道:“京师之水,最不适口,水有苦甜之分,苦者固不可食,即甜者亦非佳品。”此语对京城井水看似苛责,但也道出了实情。井水口感及水质好坏与井的深度紧密相关,井深则水甘,反之则苦涩。北京的地名中,有的直接以井水口感来命名,如苦水井胡同、甜水井胡同。

　　介乎于甜水与苦水之间还有一种“半口水”,北京人称“二性子水”。现代民俗学家、曲艺史家金受申在《老北京的生活》中说:“做菜做汤,有时用甜水或二性子水,洗衣涤器浇花,则以二性子水为主,至于烹茶,才用甜水。够不上甜水井,家道又贫寒的人家,也以二性子水代替甜水。”如其所言,京城为数众多的苦水井,主要用于农田灌溉、牲畜饮用以及百姓洗涤,而供人饮用的甜水井在京城占比较少,奇货可居,皆由专人管控,成为有偿使用的源泉。“井窝子”便应运而生。

“井窝子”里的山东人

　　所谓“井窝子”,指井旁设置的低矮茅草棚,也有少量简易瓦房,北方话称窝棚,井旁的窝棚自然叫做“井窝子”,也称“水屋子”。井窝子供掌柜(井主)及送水人临时居住,其主要为“一卖三防”。所谓“一卖”,即卖水和送水,业务主要在白天；所谓“三防”,一是防偷水,二是防投毒,三是防投井自尽,主要在夜间守护。

　　明朝时,京城官井买卖多由山西人所为；清朝定都北京之后,卖水逐渐由山东人操办。晚清至民国初年,大量山东人旅京,或为官,或经商,或求学,或佣工,其中很多人从事商业活动,也有佣工苦力,其中不乏担水夫。

　　文物考古专家李家瑞1937年编著的《北平风俗类征》云:“旧都的工商两界,数百年来,几乎全是山东和山西人的势力,劳工以山东为多。”《清末北京志资料》载:“打水、投递报纸官报大概为山东人。苦力亦以山东人最多。北京话所说的山东儿即指山东人。”清人夏仁虎著《旧京琐记》中说得更具体:“北京工商业之实力,昔为山左右人操之,盖汇兑银号、皮货、干果诸铺皆山西人,而绸缎、粮食、饭庄皆山东人。其人数尤众者为老米碓房、水井、淘厕之流,均为鲁籍……鲁人勤苦耐劳,取而代之。”

　　由井里取水的方式一般有辘轳、滑车和纯人力三种。辘轳同早年乡间常见的一样,即井上安装有三角形支架,装有手摇辘轳,用大绳拴着柳罐。取水时一般由掌柜和一名伙计合作完成,一人手摇辘轳,将柳罐深入井中装满水,然后一圈圈摇上来,倒入柳木板做成的水槽中,另一人将水槽中的水装入水车。水槽常年被井水泡着,里外长满幽绿的青苔。水槽边上挂着葫芦瓢,专供路人口渴畅饮时使用。

　　滑车即滑轮。井上支架较辘轳架子更高些,中间吊一滑轮,以大绳绕滑轮,绳两端各系一柳罐,一上一下地取水。

　　纯人力者,是用大绳拴着柳罐或水筲,井下取水后,一把又一把向上提拉。遇到浅水井,则直接用扁担钩子勾住柳罐伸到井中提水。

　　20世纪初,京城出现了活塞抽水机,人们根据音译,称其为“马神洋井”,以此取代了传统的辘轳。

　　送水的人俗称“倒水的”或“挑水的”,文雅些的书面语则称“担水夫”,还有一个称呼在京城颇为流行,即“水三”。关于此名由来,戏剧理论家齐如山1941年在《担水夫》一文中说:“吾若在山东行路遇问路时,必须呼曰‘借光,三哥’!挑水夫彼此皆呼‘三哥’,住户人家不肯呼彼为‘哥’,便呼为‘老三’,背后便称为‘水三’。”有些井主和担水夫干的时间长了,为街坊邻居们所熟识,人们便以“水井张”“水井王”之类相称,指向也更为明确。

卖水不需“货声”

　　昔日水车,有条件的用驴车,而大部分是独轮车。早年车轮为木质,后来有了胶皮轮胎,再后来双轮车取代了独轮车。原先的独轮车,轮子左右各有一只椭圆形木质水箱(也称水柜),顶部有一尺见方的入水口,有木盖启闭,水槽的水即从这里灌入。水箱前端底部有活木塞,打开后水可倒进木水筲,用扁担挑起,送到各家各户的水缸里。每车装满水后,足足有五百多斤,推车送水是个颇费气力的营生,也需要掌握好前行时的平衡。车推起来,发出吱吱扭扭的声响,很远便能听见,因此卖水与其他买卖不同,根本不用“货声”(吆喝)。

　　看井、打水和送水自然都很辛苦。水井平时上锁,每日清晨五六点钟,天刚蒙蒙亮便要开井,风雪无阻,雷打不动。水挑子进到人家院子里,担水夫们目不斜视,夏日无论天气多热从不赤膊,以防汗水流进水桶或水缸内。下雨送水时,反倒要穿新鞋,即实纳毛布底蓝布鞋,这样的新鞋防滑性能好,以防道路泥泞,脚下打滑。

　　侯宝林年少时家境贫寒,他在《一户侯说:侯宝林自传和逸事》中提到帮人拉水车的经历:“那是下雨天——那时兴华寺街西口有个水井,一个山东人开了个井窝子,把水打上来,倒在大槽子里,然后雇个人推着水车,挨门挨户往各家送水。一到下雨天,道上坑坑洼洼,车子不好推,推水车的就要找个小孩,在前边帮着拉一把,给两个大铜板,拉两趟给四个大铜板。”

　　寒冬腊月里,井窝子透风撒气,寒气袭人,井台上结着厚厚的冰,取水时稍有不慎就会摔跤。所以,冬天担水夫们多是穿猪皮做的内垫乌拉草的“茅窝”,即东北人所说的“靰鞡”,并在鞋底掌心处拴上铁条,以防打滑摔倒。

　　担水夫的技艺也是了得。进到户家,扁担不下肩,两只手各自提着两只水筲的横梁,依次把水倒入缸中,一点水也不会溅到地面上。不管挑多少水,两只水筲从来不着地,干净而利落。如遇住户人家清洗水缸或有红白喜事,担水夫们都会伸出援手帮衬。

　　一进腊月门,担水夫们还会挨家挨户“送年礼”,比如山东老家的龙口粉丝,涮火锅、拌凉菜,家家户户都能用得上。到了大年三十,井水挑满各家水缸后,用户也不失礼,往送水的水筲里扔几个铜子儿,美其名曰“压筲底儿钱”,以示过年恭喜发财。

　　水井之产权,有的是井主继承来的,有的是自己投资打的,还有的是租用他人的。卖一担水最早以“文”记,后以“分”收,都很便宜。住家及铺户用水,有的是包月,一个月总共多少钱,每天清早给用户上满水缸；有的按挑子零卖,先得买竹子做的水牌子,倒一担水,要回一个水牌子；还有的是记账赊销,在住户家门口砖垛子上用石笔画白色道道,一担水画一道,五道为一组,类似画正字,之后据实统一结算。掌柜与担水夫之间,收入三七分成,掌柜得大头,担水夫得小头。很多掌柜靠着卖水,一点点积攒,娶妻生子,置地购房,落户京城。有的则把“井窝子”经营权转卖他人,带着积蓄回山东老家另谋生路。

　　清嘉庆年间文人得舆所作《京都竹枝词》(又名《草珠一串》),对从事井窝子的山东人钟爱有加,他吟诵道:“草帽新鲜袖口宽,布衫上又着磨肩。山东人若无生意,除是京师井尽干。”

水井往事留在记忆里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溥颋、熙彦、杨士琦联合上折,奏请京城建设自来水厂。不足10天,即获慈禧批准,京师自来水公司旋即成立,由原山东巡抚周馥之子、曾为山东候补道员的周学熙首任经理。同年十一月,光绪与慈禧相继去世,自来水施工管线与出丧路线“撞车”,挖好的沟渠被重新掩埋。

　　直到两年后的宣统二年(1910),北京第一座自来水厂即东直门水厂建成供水,该厂引进当时最先进的德国技术与设备,建设了54米高的钢结构水塔,成为京城一大新景观。但有人看到自来水中有细小气泡,称其为“洋胰子(肥皂)水”,多不敢饮用。无奈之下,周学熙亲自撰写白话文公开信,在各大报纸刊载,向民众答疑解惑,宣传饮用自来水的好处。1920年1月,迁居八道湾11号居住的鲁迅主动申请安装自来水,《鲁迅日记》中记“付自来水泉百十五元”。

　　虽然有了自来水,但一般老百姓即使想用也只能是望“水”兴叹,还是买井水比较现实。直到1949年之前,北京自来水普及率仅有30%,“老三”的江湖地位虽遇到强有力挑战,但似乎依然稳固。据1938年《北平市商会会员录》显示,井业同业公会有会员单位246个,其中鲁籍会员单位226个,占比接近92%；公会职员15人中,14人为山东人,占比超过93%,由此可见,山东人在井业同行中占绝对优势。

　　上世纪50年代开始,北京基本普及了自来水,担水夫的历史使命就此终结,一口口水井及井窝子逐渐消失,相关的故事也遗留在历史的记忆里。

　　(作者为山东省文化旅游联谊会副会长、文化旅游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