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无论是热心中国足球的朋友，抑或完全不看球类运动的路人，或许都晓得今年的“苏超”爆了。不论是一票难求的赛场现状，还是江苏省内“十三太保”的明争暗斗，在短视频平台的推波助澜之下，沉寂许久的国内足坛竟展现出了一派勃勃生机、万物竞发之姿。看官们可能会好奇，因为国足长久以来的萎靡不振，冲击世界杯遥遥无期，如何一个省级半职业联赛会引发区域乃至全国热议。倒也不必讳言，若是换个省份，肯定不会有江苏联赛如此热烈。

对于同属“长三角”的上海看客而言，看邻省的大战也是饶有趣味，须知申花、上港队内就有大量的江苏籍球员。撇去足球的竞技、娱乐属性，江苏省对上海的影响也是无须赘言的。但是稍微年长一点的上海人立马就会“警惕”起来，哪怕户口本上标注了祖籍来自江苏，也会和年幼的晚辈再三叮嘱：“阿拉是苏南来的，不是苏北宁。”苏南、苏北，现在甚至还有苏中、苏东，类似平行四边形的江苏省除却长江、淮河的天然分野，并无更多的山岭分隔，却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化组。也正是基于这种区隔带来的“刻板印象”，每一场城市之间的足球比赛都能爆发出空前的热度。仔细想想，这甚至有几千年的渊源，类似于楚汉相争就是一个徐州人（刘邦）在一个淮安人（韩信）的帮助下对抗一个宿迁人（项羽），如此恩怨，让后人看了啧啧称奇，也让各大城市的文旅经济获得了新的增长点，国人爱历史真是刻入DNA的存在。

老上海街景 图自上海市人民政府，下同

小红书、抖音上不少博主都在热衷复兴上海话，语言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笔者感兴趣的则是这些博主往往在讲授沪语掌故之余，还会教点苏北话。仔细想来苏北话、苏北人确实是上海城市不可或缺的一种组成元素，比如小区后面剃头、修脚的扬州师傅，又比如老上海记忆中“滑稽王小毛”们所携带的戏谑桥段……苏北话带有的特殊语调，切口偏硬的风格总能在第一时间捕获有心人的耳朵。最近一段王汝刚老师的讲座在各大平台上流转，王老师应观众的要求讲苏北话，同时他可以自如地切换多种苏北方言，什么盐城话、兴化口音……又比如他说如果扮演知识分子（江苏籍），他就会使用扬州方言。灵活变换的方言，甚至可以加上很多地方的职业特色、行业团体，风趣幽默之余带出了此地丰厚的历史底蕴。可以这么说，近代上海不能没有苏北，苏北（人）的构建、想象是上海（人）确立自身的他者，是无法被忽视的他们。

韩起澜（Emily Honig）在1979年来到上海，作为学者她此行的初衷是想研究沪上棉纺厂的女工史。“上海学”是西方当代中国学中的显学，“魔都”的光环下大量的西方学者涌入这一赛道贡献、钩沉了大量上海近代的细部历史，成为今人得以亲近这座城市的路径。韩起澜在调研中发现这些工作在苏州河沿岸的纱厂女工拥有一种共性，那便是她们大都来自苏北地区。美国研究者的思维很快将这一群体本身所拥有的地域性，和美国国内的族群概念相联系。这样的研究视域当然会因为所处的文化不同产生一定的错位，比如苏北女工也是汉人，并不像美国移民众多族群复杂。但是真正能触动韩起澜，也能激起读者兴趣的是缘何这些老工都是苏北人，“苏北”是如何圈定出来，又是为何这些男人女人来到上海只能从事最为基层的劳动工作，普遍被打上底层、贫穷的标签。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如此阐释现代“风景”的诞生，事物、事件一旦成为人们眼中的“风景”，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忘记“风景”是怎么产生的，而苏北（人）约莫就是近代上海最大的“风景”。

近代中国处于一种内忧外患的险境中，对于江淮地区的江苏人而言更是如此，不仅有兵燹，还有河道泛滥连年的天灾，对于他们而言最近的避难选择就是上海。彼时的上海滩，是远东第一现代都会，在这里你几乎可以见到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法国学者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在《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一书里，详细地搜罗了上海开埠以来一座座现代化的里程碑。如此巨大的现代都市，是中国的头一遭，同时它的复杂性又举世罕见，华洋杂处之下的租界林立，来自国内外的各色人等汇聚一堂，给都市管理者们带来了巨大的考验。“大量操江北口音”的贫民涌入城市，聚居在“三湾一弄”周遭，形成了“滚地龙”的雏形。据韩起澜的整理、总结，彼时的工部局多次下令整改此地，由于苏北人来上海多是逃难与避荒，他们很少有机会像浙江人那般有余裕可以把生产资料尽数带来上海，不可避免地陷入穷地。

除了纱厂，来自苏北的男性多半在上海从事黄包车业务，卢汉超在《霓虹灯外》一书中详细地起底了大量黄包车夫的历史、逸事，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苏北人这一群体在上海近代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今人的眼光来看，拉黄包车（人力车）属实不算是件光彩事，不仅日晒雨淋，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受到各种工伤的可能不小。“对于这些移民来说，拉车通常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上海车夫大部分来自苏北最贫困的农村，如东台、盐城、阜宁、高邮、泰县。”并不是说他们不想干别的，而是其他相对体面、赚钱的行业早就有别的同乡会捷足先登，一方面是老乡帮衬老乡，另一方面也难说苏北人的抱团是否受到浙江商团的刺激，因此黄包车事实上被垄断了，想要入行基本是苏北人群体的内部“引荐”。按照一种刻板的逻辑，这些底层的黄包车夫应该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但是，卢汉超的研究揭示了体力劳动的两面性，即便承受着超强的负荷，这些奔波在大街小巷的车夫普遍乐观，觉得哪怕在上海拉车也比在农村强。一些车夫凭借自己的勤劳致富，攒下的家底不仅将一家人都从农村接来上海，甚至还能买下几辆黄包车，自己做老板。卢汉超的书中最令人觉得惊异的就是，这些车夫能够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完成一种巨大的飞跃，原先是目不识丁的庄稼汉，到了上海做苦力居然学会了讨价还价，甚至还可以跟洋人们说几句“洋泾浜”，对此车夫们也很敞亮，他们说之所以愿意多拉洋人车，因为这些外国佬普遍分量沉，而且不像中国人对于车钱那么计较，有时还能多给小费。农业思维和商业思维的切换并不需要照本宣科的课堂，来来回回的拉车载客、议价还价就可以让他们迅速成才，属实也是来自上海的现代震撼。

丰子恺漫画《到上海去的》

这种对于城市的向往，在丰子恺笔下的漫画中亦有表述，远方的铁道上行驶过隆隆的火车，一位长者搀扶自己的孙辈，眺望远去的现代产物，小插画的标题是“到上海去的”。现代的感官层面，更像是长期停滞的时间被赋予能动性极强的箭头，一瞬之间世界飞快地运转起来，而最能切身体验这种动感的地方，对于当时的国人来说，就是上海。《子夜》的开篇里，吴老太爷从鱼米之乡赶到上海，在一连串的声、光、热、电的冲击下，抱着《太上感应篇》一命呜呼，文学场域内上海的现代风潮就此拉开。卢汉超、韩起澜们的研究，属实是在这种超凡动力之上附加了更多的烟火气和日常性。苏北人成为这座巨大都市的一部分，即便常常以污名化的方式见诸报端，但是他们承担了这座城市最为低微却又不可或缺的生产、生活环节，逐渐地融入了上海，渐渐地，对于这一虚拟地域性的系统性歧视被消解、淡化，苏北话成为滑稽演员的一种表演资源。

《繁花》故事里，小毛是最富有生命动力的人物形象，喜欢古代游侠故事，又跟着苏北师傅练拳，俨然是一个活脱脱的江湖好汉。在他生命尽头，围拢于床头的是清一色的莺莺燕燕，草莽、憨直、敢作敢为的小毛让人过目不忘。王安忆笔下的《富萍》同样来自苏北，她从保姆帮佣做起，感受现代都市的氛围，在辛勤的劳作中重新树立自我意识，在庞大的城市森林里作出属于自己的抉择。东风夜放花千树，无数的左翼作家来到上海，在这里交汇、分离、斗争、融合，共同谱写了这座城市绚烂的文学与革命篇章，这时看客若要执意询问“客从何处来”，莫不是一件煞风景的憾事了。

原标题：《客从何处来 | 吴昊》

栏目主编：舒明 文字编辑：张滢莹

来源：作者：吴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