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杜国庠（1889—1961）

广东澄海人。曾用笔名杜守素、林伯修、吴啸仙、林素庵、吴念慈、杜惑、林柏等。中共党员，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生前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党组书记。

早年投身革命，1928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文化与学术工作，译介多种俄、日文学与社会科学著作。抗战时期专注中国思想史研究，发表《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关于墨辩的若干考察》《论公孙龙子》等，奠定其在先秦诸子学研究的重要地位。与侯外庐、陈家康、赵纪彬等共同筹划并撰写《中国思想通史》，为新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奠基者之一。

在广东澄海莲阳乡兰苑村，碧水绕村流，古桥卧波，榕荫蔽日。这片静谧乡野，是杰出的革命理论家、马克思主义学者杜国庠的出生地——1889年，他生于此地，并由此出发，在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兼程中，逐渐成长为中国革命与文化领域一盏不灭的明灯。

杜国庠的一生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潜心研究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著述与译作丰厚，将国外进步文学与理论引入中国。同时，他致力于学校建设与教育改革，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培养了大批兼具独立思想与社会责任感的青年学者与革命者。

直到今天，人们提起杜国庠，仍为他严谨治学、一丝不苟的学风与清贫自守的节操所感动。其科学精神、理性思辨与宽厚胸襟，使他在风雨岁月中，为学术繁荣与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不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

启蒙与游学

杜国庠的童年既有不幸，也有幸运。

他出生于清末澄海的书香门第，然而年仅五岁便丧父，幸而母亲勤劳慈惠，使他在七岁时进入私塾，接受严格的启蒙教育。

少年时期的杜国庠，已显露出独立的思考力与关注国事的意识。1904年，年仅十五岁的他，看到日俄为争夺东北爆发战争，清政府却宣布中立、不加抵抗。忧国之情油然而生，乃撰写策论，主张收回东北主权。这篇文字被私塾先生的友人吴冠英看到，大为赞赏，便主动提出让他免费到自己这里就读。在吴的学舍中，他不仅接触到上海出版的进步书刊，开阔眼界，也学习了几何代数等新知。吴冠英还鼓励他走上留学之路，这一选择成为了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

1907年，杜国庠远赴日本求学，开始长达十二年的求学生涯。最初的出国经费是由杜氏大宗祠和澄海县同善祠资助，这份恩情，他后来以“杜氏书田制”回馈乡里，资助族内子弟读书，成为推动当地教育普及的先行之举。

值得一提的是，启程出国前一年，杜国庠遵从母命，与同乡陈御仙成婚，此后夫妻聚少离多，杜母照料事宜均由妻子一人操持。与许多新派知识分子截然不同，杜国庠选择了对旧式婚姻的持守，对结发妻子不离不弃。

在日本，杜国庠先补习日语，数月后考入早稻田大学。求学期间，他广泛涉猎中国古典文学、文字学、佛学、因明学和哲学，为后来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打下基础。1912年，他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在那里结识了李大钊、郭沫若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全国人民声讨，杜国庠与李大钊等在东京筹组丙辰学社，开展反袁斗争，为早期革命实践奠定基础。

同年9月，他升入京都帝国大学，专攻经济学。在校第一年，聆听了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何上肇的课程，初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使他多年所探求的方法论问题豁然开朗。自此，他逐渐确立了从事革命运用和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生道路。

1919年，杜国庠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在这段海外求学的岁月中，他始终保持着与国内社会的密切联系。他常与志同道合的同学讨论国家命运，讨论如何将学到的先进思想应用于祖国的社会改革与文化建设中。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为他后来的革命实践与教育理念埋下了伏笔。

革命实践

归国后的杜国庠，迅速投入到了激荡的社会运动与革命实践之中。经李大钊介绍，他到北京大学任教，其间经常组织教师研习马克思主义，开展思想交流与学术研究。

1925年，其母亲去世，当时北京大学风气日下，杜国庠遂决定辞去教职回到家乡澄海。短短数月，他接任澄海县立中学校长，锐意改革校政，破除封建礼教陋规，破例招收女生，开创男女同校新风。他还鼓励学生投身社会运动，将青年学子培养为兼具独立思想和社会责任感的革命力量。当时受他启蒙的学生中，不少后来投身革命事业，其中吴文兰成为潮汕妇女运动的重要领导者。

隔年冬天，潮汕地区最高学府金山中学发生了进步师生驱逐反动校长黎贯的风潮。杜国庠奉周恩来之命接任校长，他整顿校政，清理被反动势力左右的积欠校产，撤换教员，组织学生下乡参加农民运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汕头、潮州国民党随之捕杀共产党员。杜国庠避匿乡间，辗转潮汕与海丰，最终于1928年初从香港抵达上海。2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化名“林伯修”，投身当时的文学论争，很快成为“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五位委员之一。

在“太阳社”“左联”“社联”等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左翼文化组织中，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作为革命文化工作的一部分，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翻译和出版了大量日俄文学与理论作品，“林伯修”之名在上海滩广为流传。然而，1935年2月，上海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杜国庠被捕入狱，从此开启了他生命中另一段特殊而艰难的岁月。

狱中岁月

1933年初，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成立了上海中央局，作为党中央在国统区的派出机关，领导党的地下工作。然而，从1933年年底至1935年春，上海中央局三次遭受敌人的严重破坏。1935年2月19日的第三次大破坏中，杜国庠被捕，关押在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

长期的地下斗争经验，使杜国庠早已做好被捕的思想准备。他回忆道：“被捕的那一刹那，有十几分钟为了编口供而着急。准备好了，便觉泰然，转而生起瞧他们把我怎样的好奇感。”此时，他心中浮现出那些为革命英勇牺牲的学生，提醒自己必须对得起他们。因此，他除写下姓名——吴啸仙（曾用笔名）和打指模外，其他文字坚决不写，不承认是共产党员。

不久，由于叛徒告密，警方得知杜国庠就是有名的文人林伯修（杜的笔名），便伪装客气，说只和他谈“政治”，不谈“关系”。企图以心理诱导和威胁迫使他转变立场。杜国庠冷静应对，以笑对怒。他说：“我四十多岁了，要改变自己的气质，怕也要三十年吧，急是急不来的。”

言词诱说无效，敌人转而以刑讯相威胁。面对酷刑，他淡然回答：“吃苦头也不算什么，打到发昏，便不觉得痛了。”即便敌人恼羞成怒，他依旧冷笑以对：“权在你们手中由你，假如在我们手中便由我，杀便杀。”

3月17日，杜国庠被调到另一囚室，恰逢巴黎公社革命64周年前夕。同室难友得知他是林伯修，请他做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杜国庠欣然应允，于3月18日上午完成讲解，鼓舞了同囚士气。当天夜晚，他被解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看守所，关押五个多月。

随后，他又被转押至苏州反省院，在那里关押了将近两年时间。反省院将杜国庠及二十余名知识分子编入“研究班”，要求研读三民主义与陈立夫的《唯生论》，并撰写论文。杜国庠巧妙利用机会，获取部分唯物论著作的日文书，拖了一年多才交出一篇《中国哲学上对于“生”的看法》的文章，大部分内容探讨中国唯物论哲学，仅少量引用《唯生论》。当训育科长质问为何不评论时，他从容回应：“《唯生论》经不起批评，依我看还是这样的好。如若批评，势将体无完肤。”

狱中，他拒绝任何表面妥协，保持清白与独立。他的坚定与智慧，使敌人无法动摇其信念。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因政治局势变化，释放部分进步人士。1937年6月12日，杜国庠结束两年多的狱中生活，重见天日。

此时，中日全面战争即将打响，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刚刚出狱的杜国庠，马上又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从前线到后方，他与战地服务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同事们一起辗转了大半个中国。

从战火到书斋

1940年8月，蒋介石突然解除了郭沫若三厅厅长的职务，并且规定凡在军事委员会各单位中的工作人员，均应加入国民党，否则一律退出三厅。因太多人退出，国民党被迫采取了“离厅不离部”的办法。蒋介石亲自召见郭沫若、杜国庠、冯乃超、田汉等人，决定在政治部里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杜国庠成为十名专任委员之一，从事学术文化研究。

国民党的本意是限制这些激进的“文化人”，却适得其反。郭沫若这样写道：“国民党以为这样就限死了我们，其实倒更便宜了我们。我们倒利用了这个组织，老老实实地做了不少的研究和写作工夫。”杜国庠正是在此期间进行了墨家逻辑、名家公孙龙子的研究，郭沫若有诗评价杜国庠曰“墨名绝学劳针指”，正是对这段工作的写照。

对于杜国庠来说，像文化工作委员会这样比较安定，能够认真读书、自由研究的环境，已属非常幸运。事实上，在他余下的生命里，再也没有碰到过。

在重庆的几年里，杜国庠集中精力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他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与文章，如《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关于墨辩的若干考察》《论公孙龙子》，大多写于此时。他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梳理先秦诸子思想和历史脉络，并借此回应现实中的思想政治斗争。

为什么他会突然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呢？一方面，与郭沫若等朋友的影响有关。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完成了《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其中许多观点都深受杜国庠认同。另一方面，是理论斗争的需要。抗战时期，国民党重提祭孔、提倡“复兴礼学”，新儒家借此兴起，冯友兰、熊十力等通过重新阐释儒学来构建自己的思想系统。杜国庠作为“五四”精神的激进继承者，自然要以学术批判回应保守主义的回潮。这大概也就是当时很多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们一起转向思想史研究的原因所在。

1946年，他与侯外庐、陈家康、赵纪彬在重庆拟定《中国思想通史》初步计划，为这一学术巨著奠定基础。同年，他受指示前往上海，以文化人的身份继续研究与著述，用一个月时间完成《先秦诸子思想概要》，系统论述自孔子到韩非的儒、墨、道、法、名诸家思想，显示了深厚功力。

两年之后，淮海战役打响，他又一次被迫转移到香港。这期间虽只在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短暂任教，却将主要精力倾注于学术写作和思想传播。他参与主编《新思潮》《哲学周刊》等刊物，同时持续《中国思想通史》的编撰。

新的挑战

1949年，杜国庠年满六十。对于许多人而言，这本是安享晚年的年纪，但对他来说，一段新的征程才刚刚开始。1949年8月，作为待解放区代表，杜国庠从香港前往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亲眼见证新中国诞生。

此后，杜国庠被派回广东，负责文教工作，并在这里度过生命最后的十余年。

1950年1月，他出任广东省文教厅厅长。广州刚解放时，实行军事管制，杜国庠也是军管会文教组的负责人。那年暑假，在他的安排下，省文教厅举办“广州公私立大专院校教师暑期研究会”。旨在帮助教师学习马列主义，进行思想改造，并了解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会议期间，杜国庠召集各大专院校历史系教授开会，商议成立“中国史学会广州分会”。

1951年11月，创办华南师范学院，杜国庠兼任首任院长。1952年5月，他出任广东省高校“院系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1953年起，担任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1954年起，获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到去世。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6年冬，开始筹组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1958年该院正式成立，杜国庠担任首任院长。同年10月，创办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前身）。杜国庠兼任所长；同月创办《理论与实践》杂志。1960年，他主持成立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并被推选为首任主席。

除此之外，他还兼任广东省科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广州分会主席，中国对外文化协会广州分会主席，广东省中苏友好协会副主席等。

1961年1月12日，杜国庠因病辞世，享年72岁。

作家秦牧后来回忆：“我记得他胃癌住院的时候，最后一次看他，已经处于弥留状态。当时我仍在他榻旁坐了好一会儿，想到早晚就会永远见不到他了，心头有一种痛失导师的凄怆之感，那默坐一刻钟的情景，竟成了我终生难忘的记忆。”

追悼会上，广州东川路殡仪馆前车水马龙。郭沫若得知噩耗后，连作诗篇以悼：“生死交游五十年，老兄风格胜前贤。墨名绝学劳针指，马列真诠费火传。夜雨巴山窗尚在，风云潮汕榻尝联。便桥一集成千古，手把红棉读逸篇。”

杜国庠墓位于澄海市凤翔街道东门外东港路东侧，如今已成为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有数千人前来瞻仰，缅怀这位学者、革命者的风范。

杜国庠的一生，跨越了旧中国的衰败与新中国的诞生。他既是革命的先行者，又是思想的开拓者。他所译介的进步文艺作品，为当年的中国知识界打开了新的视野；他在教育事业中的付出，深深改变了一代青年人的命运。（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文 | 记者 刘颖颖

出品：羊城晚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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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杜国庠：墨名绝学，重开新境｜岭南风度 来源：羊城晚报•羊城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