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日报）

□ 贺与诤

江南士风传统既包含琴棋书画式的审美意趣，也蕴含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既重视文化传承的历史责任，也不乏顺应时势的革新意识。这种精神品质历经千年积淀，并未随时代变迁而褪色。江南士风也并非孤立的文化现象，其形成与发展始终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其中，“士”作为核心载体，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兼具文人心性与社会担当的双重特质。江南地区的山水灵秀与人文积淀，更让士风衍生出兼容并蓄、与时俱进的鲜明特征。江南士风凸显着江南文化的特殊底蕴，丰富了江南文化和江苏小说创作的研究成果。新世纪以来，江苏小说将士风的文化基因与当代社会现实相结合，让古老士风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焕发出鲜活生命力。其主要通过多样化文体实践所蕴含的文化基因、器物与技艺书写的具象化表达、多地域空间中的江南士风新质、市镇记忆中的礼俗传统等方面，实现江南士风的当代传承与创新发展。

多样化文体实践蕴含江南士风的文化基因

在新世纪以来的江苏小说中，士风精神彰显在文体样式与精神史的相互赋形之中。作家创造性地承变引录、改写、散记、典故等叙事方式，传承了江南文人的审美意趣，于表意背后潜藏深厚的文化涵养。

作家“情”与“思”的互动，即文人思想与审美的“共情”，也构成了解码新世纪江苏小说文人士风文化基因的密钥。“江南三部曲”等文本，呈现出“跨文体”“多文本结构”“扇面结构”等结构特点，与士风精神共振、伦理旨归互涉。储福金在他的长篇小说《直溪》中，将对历史的思索放置于迷宫结构之中，徐则臣《王城如海》中的书信体和戏剧剧本式对话，亦构成不同视角与话语的混合样态等。此外，作家在小说中有意设计的编年、纪传、章回、列传、嵌套等整体结构，及借叙、约叙、截叙、预叙、补叙、推叙等次结构纹理的运用，形成回环往复、错综复杂的风貌。

同时，在这些文本中，作家善于采用古今文本的互文，诗词、曲歌、典故、神话的改写引录，古典小说中的人名双关，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与古代人物遭际的潜在对照等方式，激发了读者的审美意趣与想象力。诸多乡间道士、算命先生、唱师等奇士异人形象，冰鉴定终身、遇雨则吉、楚云易散等灵异现象所营构的神秘场域和隐喻意味，焕发了文本内部审美意蕴的活力。另外，概览江苏小说家在新世纪以来出版的专著，除小说创作外，也不乏《文学的邀约》《文明的边界》《小说课》等理论专著，以及《南京人》《南京传》等非虚构文本，还包括文化散文、随笔类如《绘色》《梨与枣》等“前文本”与“潜文本”，对江苏小说文人气的创新呈现，形成了有益的补充，传递出士风的格调。

器物与技艺书写展现江南士风的具象化表达

在新世纪以来的诸多江苏小说中，作家有意设置尚雅求精的生活情节，小说中对器物、风物等历史沉积物的精细化描摹，及其传递出的“麦秀黍离”和文化记忆情思，氤氲着文化兴趣与文人品格。值得关注的是，新世纪江苏小说所传递出作家对“物性”的姿态，已日益从传统士大夫的“把玩”心理转向当代文人的“岗位意识”，让士风精神在现实生活的“人间烟火”中获得了落脚点。

小说家通过创作，沉浸到对于文明与文化传统的溯源、地方史料与民间田野考察之中，沉潜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典籍当中，来还原、探索历史与现实、整体与个体的内在联系。在小说中，紫砂、围棋、瓦釜、金蝉、古筝等器物的流转，以及由此带来的“物”与人的情感交互，无处不彰显文人意趣。葛亮、叶兆言、郭平、朱辉、徐风等作家，在小说中所展示的琴棋书画、器物、交游等可视、可感知、可转化的事物与活动，皆可以作为考察“士风”精神的文化路径。他们将器物、技艺作为对接历史与现实的媒介，体悟文化的传承与认知，找寻江南气脉的当代观照。

同时，新世纪江苏小说中，作家对手艺人匠心的有意描摹，也生发出强大的审美价值，如《月落荒寺》中的胆机修理师、《广陵散》中的古琴师、《瓦猫》中的古籍修复师、《黑白》中的下棋者等，他们的技艺因情感的延续而不易蒙尘，这些富于生命体验的匠艺书写，为原本的江南文化知识“考古”增添了人情的温度，也激活了江南文化的生命力。

多地域空间延展江南士风的地域特质

新世纪江苏小说中呈现出多地域空间交汇的特质，这是江南士风突破地域局限、实现文化融合的重要契机之一。新世纪以来，生活在他地的江南作家不在少数，“北上”和“南下”等个体或群体选择，使得作家具备了“在地”与“他者”的双重视野。在江南之外回望江南，激活了作家对于江南的想象，复活了他们的文化和地理记忆。作家在精神上眷恋、皈依江南，因而，无论身处何方，其在文本中所流露出具有共性的江南文化、精神气脉、士风之气的原因也在于此。

新世纪以来，江苏作家的跨地流动逐渐延展至更广阔的区域，不同地域文化的交融与浸润，使其在思想观念、自主知识体系、文化立场、文学实践、文明整合意识等方面展现出变革与创新的面貌。文本内外的双城或多城生活，丰富了士风的地域气质中“文化南北”“南方精神”“文化江南”“文学江南”等问题的维度，在《春尽江南》《北上》《如果大雪封门》《跑步穿过中关村》《浣熊》等文本中皆有着鲜明的体现。从“南方”到“南方以南”，从“江南”到“域外”，作家在江南的文化、方言等书写中糅合了自身的生命体验与文化记忆，让江南士风的地域特质获得了更广阔的表达空间。

市镇记忆传承江南士风的礼俗传统

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江苏小说对地方的文学想象“落地”，将书写对象聚焦于江南城镇意象群、市井民俗、古玩市集、服饰祭祀、河岸两侧风物的细致雕琢及日常生活的呈现，从而建构新世纪文化水乡。如《耶路撒冷》《花街九故事》《春尽江南》《登春台》《璩家花园》《好天气》《惹尘埃》《取景器》等作品中构建的想象与现实双重维度中的麦村、花街、香椿树街、水边巷等市镇记忆。

在《望春风》《墙上的父亲》《民谣》《六朝人物与南京大萝卜》等文本中，作家通过展现随着社会更迭不断丰富的文化品格，来探究地域精神的延拓，其中不乏对历史变迁中的家族故事与家风、市侩习气、守望相助的义气等方面的描绘。随着社会经济和城市文明的发展，水网遍布的江南地域，其独特的乡土文化开始转向为带有城市色彩却又保留着小镇文化特色的景象，展现在由小说家的市镇记忆联结起的一个个故事之中，凸显了江南士风的义与礼的面貌。

此外，随着时代变迁，也有不少江苏小说的观测点转移到社会转型、媒介革命等“新现象”“新风貌”当中，尤其在新生代或晚生代作家所创作的江苏小说，如《外星人在苏北平原》等。这些内容与都市化、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相关联，拓展了江南士风从“得观古意”到现代化“精神原乡”的文化嬗变。同时，新世纪江苏小说透过对江南城镇、漕运变迁、运河申遗、食物烹饪、服饰祭祀、日常生活情状等细部的呈现，不仅折射了人们微观生活史变迁，也构成了对“现代士风”的文化观照。

（作者为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江南士风与新世纪江苏小说创作研究”负责人，常州大学周有光文学院中文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