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2021年9月6日《财经》杂志上发表的《全球视野下的共同富裕：聚焦高品质包容性创富》一文中，提出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跨越三道坎：第一坎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根据世界银行2025年数据，全球共有87个高收入经济体）；第二道坎是从高收入经济体进一步跻身发达经济体（根据IMF 2025年数据，全球共有41个发达经济体）。在41个发达经济体中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实现了共同富裕，包括部分西欧国家（北欧四国、德国、法国、瑞士、卢森堡），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等。其中，一些发达国家由于人口和地域规模比较小（如瑞士、卢森堡），并不具备追求富强的必要条件。

而美国是个“另类”，因为美国是自英国走向衰败以来唯一实现了富强的国家，但是在共同富裕上并没有成功。此外，值得反思的还有德国和日本：两国在追求富强的道路上都曾经误入军国主义与扩张主义的歧途，历经挫折甚至毁灭，在二战后被迫将发展目标调整为共同富裕，并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

在实现两大发展目标所依仗的发展模式方面，笔者以各国的基尼系数为参照，粗浅地分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和“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三种类型。一般而言，基尼系数较高的国家多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美国便是这一模式的代表：其在创新驱动和市场活力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社会财富集中度高、收入差距明显，实现了富强但是没有实现共同富裕。而基尼系数相对较低的国家则往往属于高收入、高福利的“社会民主主义”型经济体，在制度安排上更接近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例如部分西欧国家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

本文首先观察并提出发达国家“更上一层楼”的两大发展方向及目标：富强与共同富裕，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支撑这两大目标的发展模式，即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如何铸就“富强”之路，以及依赖一次和二次分配组合拳的社会民主主义如何实现“共同富裕”。

“富强”的唯一案例——美国

（一）美国的“富”与“强”

首先，美国在经济领域建立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优势，也拥有一个多维度、系统性的全球霸权体系。

这种优势首先体现在其庞大的经济体量上。1890年-2015年期间，美国购买力平价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第一地位保持了126年。美国是全球唯一一个人口超过3亿的发达国家。2024年名义GDP总量世界第一，达29.18万亿美元，占全球26.22%（中国为18.74万亿美元，占全球16.84%）。2024年人均GDP85810美元，位列世界主权国家第八位（中国为13303美元）。2024年最终消费支出总量世界第一，达23.74万亿美元（中国为10.37万亿美元）。

这种优势也体现在以美元霸权为代表的金融体系的全球影响力，以及十分强大的创富能力上。笔者此前撰文曾指出美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具有“赚钱”“偷钱”“抢钱”三种“硬实力”的国家。在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方面，2025年，美国的《财富》“世界500大”企业138家，全球占比27.6%；2025年《福布斯》亿万富豪上榜902人，全球占比29.8%；截至2025年10月27日，独角兽企业数量725家，全球占比55.6%。在笔者提出的“大风流创新”方面，美国产生了谷歌、脸谱、亚马逊、特斯拉汽车等能够“以全球应对全球”的企业。

其次，美国在自然科学与经济学诺贝尔奖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自2000年以来的占比更是持续领先：2000年至今，诺贝尔奖基础科学得主中，美国获奖者共121位，占全球202位的59.9%；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中，美国获奖者共51位，占全球55位的92.7%。

美国孕育了众多惠及全球的发明创造（如石油钻井、飞机、互联网、激光、GPS等），在系统性创新（产品、科技、商业模式、管理理论及理念、金融创新、现代企业制度及治理、企业群体结构）上一骑绝尘，更在“大风流创新”方面独树一帜。

美国所宣扬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正义、博爱”等价值观，以及“美国梦”等理念在全球拥有广泛受众；与此同时，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制度性理念也长期影响着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取向。其影视、音乐、媒体、体育、快餐、社交平台和种种消费品牌的全球积累塑造了美国更持久的软实力网络。

美国在二战后主导重建了包括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内的全球治理体系，并塑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核心金融架构，既提供制度性规则，也巩固自身影响力。

军事方面，美国在全球拥有约750个海外军事基地，占全球海外军事基地总数的75%-85％。同时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空军和核力量体系。美国以“世界警察”自居，提供安全保障与航道稳定等关键全球公共产品，在“王道”式秩序供给与“霸道”式力量展示间形成独特的双重支撑。

综上，美国通过其军事霸权、科技创新的全球引领，以及文化输出和全球治理规则制定的“软实力”塑造了一个立体化的霸权体系，成就了美国综合国力的“强”；又通过金融霸权、“三种能力”以及“大风流创新”的新引擎塑造了全球第一的经济帝国，成就了美国的“富”。

（二）美国“一次分配”与“三次分配”的组合

美国发达的“一次分配”（市场经济）极大地激发市场主体的竞争活力，鼓舞了企业家精神，形成了强大的创新机制，培育出惊人的创富能力。

在二次分配上，美国的投入较大（2023年社会保障与教育总投入占GDP比重为36.1%），在全球排名比较靠前，但其公平公正性存在较大挑战：比如美国8.5%的人口未被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覆盖。

可圈可点的是美国全球领先的三次分配。美国2023年度慈善捐赠总量为5571.6亿美元，约占美国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04%，其中个人捐赠是最主要的捐赠来源，占捐赠总额的67%。相比之下，2023年中国内地社会捐赠总量为1280亿元，仅占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1%。

然而，美国依托高度成熟的市场经济（一次分配）和全球最为慷慨的捐赠（“三次分配”）构建了成功实现“富强”的方程式，但未能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事实上，美国社会结构性矛盾日益深化：其一，基尼系数近30年高居不下，远远高于警戒线0.4；财富分配呈现严重失衡，顶层1%人口占据34.8%社会总财富，而底层50%人口仅占据0.9%。其二，社会流动性停滞导致阶层固化，价值共识崩塌加剧已经严重的社会撕裂。

美国的发展经验表明，仅依靠发达完善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即使叠加个人和机构的慷慨捐赠或慈善行动，也未能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而将责任转移到企业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或所谓“包容性资本主义”实践，至今未能将来也很难改变结构性不平等的现实。这充分证明了以“二次分配”为代表的、政府主导的调节机制对实现共同富裕不可或缺。而这一机制的核心实践者——部分西欧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与日本是在全球范围内最典型的代表。

“共同富裕”的案例——部分西欧国家

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高效发达市场经济驱动的一次分配与强有力的二次分配相结合。西欧国家和美国一样，以法治化市场经济创造财富，但是部分西欧经济体通过透明高效的政府主导型二次分配，既避免了“养懒人陷阱”，又有效缩小了贫富差距。社会民主主义正是依靠这套“一次加上二次分配两手硬”的制度组合，构建了“高福利—高幸福”模式，使西欧成为全球共同富裕国家最集中的地区。

首先，在贫富差距方面，2024年，欧盟的基尼系数仅为0.276，而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88，中国为0.465。相比之下，在全球收入不均现象愈发严重的今日，西欧国家做到了控制收入财富不均，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社会成员。

第二，西欧在社会流动性方面展现出无可比拟的优势：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社会流动性报告》显示，全球社会流动性最高的20个国家中，西欧国家独占17席。

第三，2025年联合国世界幸福指数前20名中西欧占14席，人类发展指数前20名中西欧占12席。

第四，西欧具有投入巨大、深度覆盖、运行规范、公平公正且透明度强的社会保障体系，表2可见，西欧部分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及教育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普遍较高，这使人民基本上实现了衣食无忧、教育无忧及就医无忧的“三无忧”生活状态。

诚然，西欧国家在实践社会民主主义中也出现过不少失败案例，例如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这五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先后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几乎破产。换句话说，社会民主主义（市场经济主导的一次分配创富和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的组合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从追求“富强”转向“共同富裕”的案例——日本/德国

（一）日本的发展路径

日本在始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后高举“富国强兵”的旗帜，迅速推进制度改革和工业化建设，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这种转型不仅使其在东亚崛起，也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巨大震动。然而，日本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自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起步，到20世纪30年代全面侵华，日本在军国主义的歧途上越陷越深，最终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既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也给自身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战后，日本被迫放弃军国主义道路，实行“和平宪法”，将国家重心转向经济发展，自20世纪50年代起进入“高速增长期”，国民经济年均增速近10%，被称为“日本经济奇迹”。到20世纪70年代，自认为属于“中产阶层”的日本人比例高达九成以上，形成了世界少见的“全民中产社会”。同时，日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确立了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的劳动关系，配合逐步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缓解了贫富差距，社会整体进入一种相对广泛的共同富裕状态。

可见，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以追求国家富强为核心目标，既有成功的工业化和制度创新，也曾因军国主义路线而付出沉重代价。战后，日本把奋斗目标从富强改为共同富裕，成为“一亿中产”。目前，在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体中，日本是人口第一大、GDP第二大的单一经济体。

（二）德国的发展路径

上述路径或许也适用于描述德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选择与转折。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约1860年-1914年）的浪潮中，新生的德意志帝国（成立于1871年）展现出惊人的后发优势。它凭借其完善的教育体系、强大的科研转化能力以及对新兴产业的战略性投入，在化工（如拜耳、巴斯夫）、电气（如西门子、AEG）、钢铁、光学等领域全面超越英国，迅速崛起为欧洲大陆的头号工业强国。这一时期，德国的国力与自信心空前高涨。

然而，统一后的德国虽然实现了所谓的富强，但是两场由德国作为核心策源地发动的世界大战，不仅给世界带来了空前浩劫，也将其自身拖入灾难，其数十年现代化积累的“富强”成果毁于一旦。然而，也正是这种毁灭催生了德国历史上深刻的一次路径校正，在战争废墟上进行了彻底的政治与经济重构。德国在政治上建立了稳固的民主制与联邦制，彻底清算了纳粹思想；在经济上开创了独具特色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兼顾效率与公平。目前，在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体中，德国是GDP第一大、人口第二大的单一经济体。

可以说，日本、德国经历曲折、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既依赖外部环境与国际秩序的塑造，更取决于其在战败后的被迫战略转向和发展模式重构。

对其他国家发展模式和路径选择的启示

在全球视野下观察，跻身发达国家之后的第三道“坎”：“富强”和“共同富裕”代表着非常不同的奋斗目标，这两大目标的实现似乎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挑战。

首先，美国被视为唯一称得上“富强”的国家，但并未实现“共同富裕”。美国的发展模式是全世界最为健全发达的市场经济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虽然是创富的唯一方式，但仅靠市场经济本身难以实现社会公平；而企业社会责任的弘扬以及其领先全球的三次分配也难以代替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其经验表明，即便一次分配高度发达，三次分配高度成熟，两者组合仍未能兑现共同富裕。

其次，共同富裕的经济体则展示了另一种路径：在法治基础上通过发展高效的市场经济体系创富，同时通过高投入、深度全面覆盖、透明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公平分配。可见，唯有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并将市场经济的创富与社会保障的分配正义有机结合，才能构建真正的共同富裕社会。

以上对富强及共同富裕两大奋斗目标的观察及其相关发展模式的分析，对中国、印度、巴西以及非洲大陆等人口众多大国的未来发展目标及模式选择也许不无参考价值。

而美国作为继英国之后唯一能够实现“富强”的国家，其成功逻辑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笔者将在后续文章中就此进行探讨，并进一步比较三种发展模式的内在机制及其未来可能的演变。

（作者为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管理及全球化杰出院长讲席教授；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