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郑彩清习惯坐在客厅固定位置上看电视。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晞/摄轿车沿着107国道一路向南，车上的父子都在沉默。
为了促成这趟行程，父亲郑彩清磨了儿子小半年，请了亲戚轮番说服，此时，他感觉自己像个准备上战场的战士，“我只管往前冲啊”。
相比而言，儿子郑军飞的心态更复杂，他不愿意父亲为自己冒险，甚至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他太想活了，许多人的生活还指望着他。
车辆经过大片的水稻田——郑彩清在田里劳作一辈子，把他的弟弟妹妹、他的孩子拉扯成人。行程的终点是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以下简称“湘雅医院”）。此行，他们要去医院做肾脏配型的检查——将近80岁的郑彩清能不能给身患尿毒症的郑军飞捐个肾？
郑军飞站在自家菜园里。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晞/摄捐不捐
关于捐肾的辩论，在这个家庭里持续已久。准确来说，是单方面的说服。
郑彩清摆出了很多理由，比如，排队等肾源太难了，不一定排得上。即便排上了，还要交纳约20万元的肾源费用，这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是笔不小的支出。
这位父亲还讲了一个案例：村里一位母亲，十几年前捐了肾给儿子，如今，母子都活着，儿子甚至成家生了娃。“人有一个肾就够了。”郑彩清坚持，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捐肾，移植后不容易有排斥反应。
郑军飞心里清楚，除了父亲，其他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都不适合捐肾：他的母亲、哥哥已经离世；女儿还在上大学，还没成家生子，他不可能让女儿捐肾。
湘雅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丁翔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评估供者时，医生倾向于年长的捐献者，因为年长者的预期寿命较短，捐献行为对供者造成的潜在健康影响相对有限。国内的医学指南建议捐肾者最好在65岁以内，但在临床上，丁翔接诊过数例超70岁的父母为儿女捐肾的病例，国际上最高龄的捐肾者是90岁。
但从情感上，郑军飞犹豫了。他宁愿一直做透析，宁愿去医院登记排队等肾源，也不愿意要父亲的肾。他是湖南省汨罗市川山坪镇政府的基层工作人员，自从确诊尿毒症后，每周3次去医院透析，只能跟单位请病假。
这个湖南男人个子不高，长了一张圆脸，看上去很壮实，“原来我有180斤呢”，他笑着摸了摸自己的肚子，“生病后瘦了30多斤”。
他今年48岁，父亲已近80岁，他担心移植手术后，尿毒症没治好，还拖垮了父亲的身体。他预想最差的结果是，“做移植手术后，父亲没了”，他不愿意接受这件事。
父子观点僵持的那段日子里，郑军飞遵医嘱去血透。他的一周被透析切成三段，透析当天，他要早早起床，耗在医院大半天，忍受头疼、没劲儿、血压升高。
他原以为能一直靠透析维持病情。但坐在透析室里，周围大多是比他年长的病人，在讨论“谁透着透着就死了”“哪个老人透几年就死了”。郑军飞看了一眼手臂上的红色管子，清楚自己的病情比其他人更重，“那会儿就觉得你是个异类，已经不在原先的生活轨道了”。
每次透析后回到家，郑军飞的脸色和情绪是郑彩清的“晴雨表”，如果他精神状态好，父亲跟着高兴；如果他有点蔫，父亲亦是闷闷不乐。关于治病，郑彩清比郑军飞还着急，总是催着他，“我时时刻刻望着他好，望他去上班”。
有时气急，郑彩清用拐杖敲地板，大声埋怨郑军飞，“为什么不早些去看病？每年你们都可以到医院去做体检，为什么你没去？”
这个精瘦的老人有一双明亮的眼睛，颧骨略高，似乎他认定的事，都会如他所愿。他习惯坐在客厅固定的位置看电视，交谈时总是低声细语，只有想喊儿子时，他才稍微提高音量，连名带姓地喊：“郑军飞！”
家里的长辈一面倒地支持郑彩清。郑军飞的叔叔姑姑表态，父母为生病的儿女捐肾是件很正常的事。叔叔甚至对郑军飞说，“我的肾要是能捐，我也捐给你”。
“我捐肾给儿子是自愿的，是一个父亲的本能，是天下父母心其中的一分子。我是为了救儿子，也为了使我自己有一个完整的、幸福的家庭。”郑彩清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郑军飞最终妥协了，“我身体不好，他也不会好”。
他知道，父亲的生活将来还得靠自己撑着：2017年，郑彩清骑着摩托车在村道上摔倒，摔伤了颈椎神经，被医生判断可能要终身坐轮椅。郑军飞和妻子每天下班到父亲家吃饭，帮忙修灯、换液化气、买菜……他怕父亲摔跤，给父亲家装了摄像头。
“就当是体检吧。”儿子想，父亲当了一辈子农民，很少做体检，上一次体检还是十几岁，想报名当兵时。体检通过后，郑彩清家里却突遇困难，他成了唯一的劳动力，后面还有5个年幼的弟弟妹妹。于是，郑彩清放弃当兵，转向种地。
即便答应了父亲的请求，郑军飞心里还有疑问：父亲那么大岁数，肾脏还适合捐献吗？这个疑团，他决定交给医学。
郑军飞网购了几盆绿植，种在屋外。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晞/摄术前
肾脏配型的检查不是一次完成的，郑彩清至少去了7次。
他最小的弟弟、郑军飞的小叔一次不落地跟着。郑军飞的妻子有时也去，这个做事爽利的女人在父子俩所有的手术单上签字，“（手术）越快越好，对两个人都好。父亲年纪越大，越推迟越没有希望。”
器官移植中心护士长张小琼解释，为减轻患者负担，肾脏移植的匹配检查是分步进行的，先给肾移植供体做便宜和基本的检查，评估通过后再继续做其他费用高的检查项目。
行驶在国道上，汽车的后备厢里装着馒头、面包、衣服和轮椅。几十年前，父子俩也曾沿着国道的反方向去往医院，那时年幼的郑军飞摔坏了牙，父亲带着他去汨罗的医院补牙，去了十几趟。
现在，行程的终点关乎生死。到达湘雅医院后，医生很快为他们做了检查，最终评估，郑彩清的肾脏质量和匹配程度完全满足捐献要求。
护士长张小琼记得，每次检查，郑彩清都会说，“我身体很好”，生怕查出问题，没法给儿子捐肾。他对所有检查极其配合，“怎么折腾都行，能捐就行”。
一切好像都太顺利了，就连一个曾被视为移植领域的“高危区”——血型不同的问题，如今也被医学界攻克。丁翔说，郑彩清是A型血，郑军飞是O型血，以前不同血型的人不能捐器官，因为移植后可能会发生极为剧烈的超急性排斥反应。
丁翔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给受体“脱敏”的办法是，手术前通过血浆置换或者免疫吸附清除郑军飞体内已有的血型抗体，同时用药物消灭产生血型抗体的免疫细胞，等到移植成功后两周，郑军飞体内的自身免疫系统对错配的血型抗原发生免疫耐受，就大概率不会发生排斥。
然而，这位有近20年经验的器官移植专家，这次不得不更严阵以待——郑彩清是他接诊的最高龄的捐肾者，手术要同时解决高龄和血型不同的问题，即便在国际上，也是相对罕见的。
“我不是想刷新某个医学纪录。”丁翔说，“从病人角度想，这个手术确实能让受体（郑军飞）获益，于是我愿意冒这个险。”他说，一个好的外科医生必备的要素之一，是有一颗狮子般敢于冒险的心。
问题最终还是出现了。郑彩清被检查出腹主动脉瘤。
听到这个消息，郑彩清吓一跳，“我有癌症了？”
“不是癌症，是肿瘤。”丁翔解释，如果瘤体不破裂，这个肿瘤不会引起大问题。
郑彩清放下心来。他以前不怕死，但自从儿子生病后，他开始珍惜生命，“我一死，没有一个好肾，没有好肾源，救不了儿子了。我不是怕死，我是不能死、死不得。”
长在郑彩清腹内的血管瘤约5厘米。湘雅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王宪伟解释，如果不做供肾手术，以郑彩清的年纪，他会建议先不做手术，观察一段时间。
但这个血管瘤就长在肾动脉下方三四厘米处，卡在“倒Y型”血管的关口，就像水管长时间受压后鼓起一个包。王宪伟担心，动脉瘤的外壁很脆，做供肾手术时，一旦破裂，会引起腹内大出血。
不同科室的医生们商量后，决定先解决郑彩清腹内的“小问题”。
今年5月，郑彩清离开家，第一次住院。他记得，那时家门口的水稻田刚刚插上秧苗，郑军飞给桃树上结的小果实套上了防虫的袋子。9年前，郑彩清把祖屋翻了新，建了两层房，对着一大片水稻田和连绵低矮的山丘，房子四周种着果树、蔬菜，还挖了一个小鱼塘。
王宪伟回忆，郑彩清的手术难度不大，但这是他接触过的第一位因为供肾来做腹主动脉瘤手术的病人，“要把前面的这个手术做好，不能耽误他给孩子捐肾”。他计划用微创的方式，将Y型支架放入动脉瘤所在处，血会顺着支架往下流，减少动脉瘤的压力，瘤不会再长大。
他和郑彩清沟通这个手术方案时，对方似乎不太关注这些细节，只是希望赶快做手术，这样就能捐肾了。他查房时，指着郑彩清对其他医生说：“你们看看，这是位伟大的父亲。”
吹气球可以锻炼肺功能。郑彩清双手捏着气球头，鼓起腮帮子吹气，发出噗噗声。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晞/摄“渺小”的父亲和“能忍”的儿子
郑彩清记得医生王宪伟的这句话。他觉得自己和“伟大”丝毫沾不上边，总跟记者强调自己的“渺小”和“普通”。
比如，他辛辛苦苦种水稻，一担谷子卖140元。
比如，知道儿子生病，他心里慌，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流眼泪，“（我）宁可自己生病啊。”他指了指胸口，“天下父母都一样（的心）”。
又比如，他没对儿子表达过“爱”这个字，他的爱意以唠叨的方式倾泻：“吃饭没？”“别开车！”“能不能下楼？”
年轻时，郑彩清从自己父亲手里继承了种地和上油漆的本事，农闲时给其他村民家上油漆，他靠着抽烟、喝酒提神。他嗜辣如命，爱吃肥肉。即便老了，他很少感觉孤独，因为有电视机、有朋友。
现在，为了一颗好肾，郑彩清把烟、酒、辣都戒了。“我（说）不吃就不吃了。我有一个信念，就是有一个好身体，才能救儿子！”
他查出高血压十几年了，降压药总忘记吃，但最近一年，他每天规律地吃降压药。他连家里的二楼都不上去了，怕爬楼梯万一摔跤，会延迟供肾手术的时间。
Y型支架顺利地安置到他的腹内，手术的伤口在数个月后几乎看不见。
郑军飞形容父亲的身体是“特殊材质”做的，“那么大年纪，肾还那么好”。他把一切归结于父亲的信念，“他总觉得生活会越过越好，热爱生活，坚持锻炼”。
他最佩服父亲的一点是，当年车祸后，郑彩清坚持锻炼，想把拐杖和轮椅丢了，自己走路。这些年，他从卧床，慢慢坐在轮椅上，再自己站起来，推着轮椅走。如今，郑彩清依赖轮椅的次数越来越少，在家里，他迈着碎步走，不需要别人搀扶，每一步都踩得很实。看电视时，广告来了，他站起身，双手撑在桌子上，心里默念着节拍，用不大的幅度踢脚、转脚腕——这是他自创的锻炼方法。
丁翔教他用吹气球锻炼肺功能，郑彩清每天都练——双手捏着气球头，鼓起腮帮子吹气，发出噗噗声。酸疼的腮帮子提醒他，距离能给儿子捐肾，又近了一步。他已经吹破了5个气球。
接触过这对父子的医护人员都提到，这对父子好沟通。护士长张小琼说，“病人那么信任我们，也让我们愿意去挑战难关。”
一轮又一轮的术前检查，让郑军飞更加相信医生们的专业判断——如果医生们认为移植手术可以做，那他也不再犹豫。
这个中年男人以前总想扛事。他是父亲唯一活着的孩子，家里的顶梁柱。2017年父亲骑摩托车摔了，他付了十几万元医药费，睡在病房的厕所里陪护。“（女儿）上大学后，给我打电话比打给她妈多。”提起这点，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他享受女儿的依赖。
他的病是父亲第一个发现的。郑彩清记得，郑军飞一如往日来他家帮忙，他听见郑军飞在厕所里发出声响，顺着声音去看，发现儿子正在呕吐，还流鼻血，于是打电话喊儿媳把郑军飞送去医院。
此前一个月，郑军飞已有全身瘙痒、呕吐的症状。他尝试走快步，走得满身是汗，感觉没那么痒了，他以为自己找到了缓解的办法。最近一年，郑军飞连单位的常规体检也没去。
他说自己担子重，“不敢病”“怕得大病”。3年前，为了预防疾病，这位20多年的老烟民果断戒了烟，同时戒掉了熬夜，“我平常注意的（事）比别人多，可还是病了”。
他最初挂了湘雅医院的皮肤科，但入院后血检，发现血肌酐已经高达3170μmol/L。
肾内科副教授唐荣被通知来皮肤科会诊。唐荣回忆，第一次见到郑军飞时，他脸色苍白，神情疲乏，血检结果同时显示，郑军飞严重贫血，血红蛋白只有57g/L。成年男性的血红蛋白至少在120g/L。
她判断这是典型的尿毒症，血肌酐是评估肾脏功能的重要指标，成年男性的血肌酐一般在53-106μmol/L左右。“他特别能忍。”唐荣说，“一般人血肌酐到了700μmol/L以上，可能做透析人才能舒服，他超3000μmol/L了还能受得了。”
“糊涂！怎么没有做体检！”说话一向温温柔柔的唐荣看着郑军飞的血检单，提高了音量。
唐荣记得，有一天，郑军飞突发高烧，烧到40度，即便在发抖、打冷颤时，他依然很清醒地对医护人员说，“配合你们”，依旧是那副不焦急、“很能忍”的样子。
确诊后，唐荣向郑军飞介绍尿毒症的3种治疗方法，分别是腹膜透析、血液透析和肾移植。唐荣发现，郑军飞当时的表情“有点懵”“脸上没有反应”，似乎对“尿毒症”不太了解。
在肾内科的病房待了很多天后，这个体型健壮的男子必须接受自己“不扛事”了：妻子陪他外出散步，刚走一会，他感觉后背出汗，就像长了痱子一样，又胀、又痒、又痛。阳光照在小路上，他突然觉得自己走不动了，要赶紧回病房。
湘雅医院的伦理审查委员会评估认为，换肾手术在可控范围内。器官移植中心的专家讨论时，也认为虽然手术存在高风险，但相对可控。术前谈话，丁翔问郑军飞，愿不愿意接受有瑕疵的肾脏，而不是年轻的肾脏——术后只能帮助郑军飞摆脱透析，满足正常生活，但是各项指标仍处偏高的状态。
郑军飞的回答是，不能保证外来的、年轻的肾脏就不出问题，用父亲的肾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医生肯定希望有年轻的捐肾者，疗效好，但是这位父亲捐献意愿强烈，且肾脏符合医学要求，医学伦理上也倾向年龄大的捐献者。如果不做手术，父亲会遗憾。”丁翔说，这也考验了医疗团队在各个阶段的综合能力，包括围手术期管理、免疫调节、术后护理等。
等一切准备好时，家门口的晚稻即将成熟，关键的手术就要开始了。
父子俩在屋外聊天，郑彩清喜欢晒太阳，郑军飞怕晒，坐在阴凉处。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晞/摄比预期时间更长的手术
9月17日早上7时许，距离80周岁还有半年的郑彩清被推入手术室，他在心里默念“菩萨保佑，一次成功”。
8点58分，丁翔开始主刀手术，如果顺利，手术将在10点半结束。这位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很快在郑彩清的右侧腹壁上开了3个孔，放入腹腔镜的仪器，探查右肾。他看到，郑彩清的右肾表面长有小囊肿和瘢痕——这在老年肾脏中很常见，不影响肾的功能。
手术开始了约20分钟。正当丁翔准备下一步操作时，郑彩清的心率突然变慢，血压急速降低，监护仪上的数值远低于正常值。手术室里所有医生瞬间紧张起来。
很快，坐在办公室里的王锷接到了紧急求救电话。作为湘雅医院麻醉手术部主任，王锷是“救火队员”，只有最危急、最棘手的手术才会喊她。麻醉医师在外科手术出现问题时，需要快速反应，抽丝剥茧找出病因，精准调整药物的种类、剂量，这高度依赖临床经验。
此时的郑军飞，正在病房里等待。身边围着他的家人、护工，有亲戚进病房里看一眼郑军飞，又去手术室外等着郑彩清。
郑军飞心里很忐忑，既牵挂父亲的安危，希望手术快点结束，又担心自己的手术能否成功。他拿起手机刷了刷，但里面的内容一点也看不进去。他最后选择躺平，把脑子清空，“麻醉自己”。
很快，王锷出现在手术室里，此时郑彩清的心脏“快停了”。
“非常危急。”王锷回忆，郑彩清年龄大，合并症多，作为亲属供肾，“这场特殊的手术里，供者不能出问题”。
王锷在脑子里迅速判断诊疗的方向：手术刚开始，没有大出血，不可能是失血性休克，也不可能是心源性休克。她快速判断，眼下这个突发的情况可能是过敏性休克，一些病人会对抗生素、麻醉药等药物产生严重过敏反应。
她按照判断给郑彩清重新调整用药。抢救持续了至少30分钟，郑彩清的血管硬化，血管弹性差，对药物反应慢，很难迅速纠正血压，只能不断调整输液和用药。她盯着心电图、监护仪、超声机上的指标，慢慢地，郑彩清的生命体征恢复平稳。
医生们一度考虑，要停止手术，下次再做。但他们又想，高龄老人做一次全麻手术不容易，尽量一次完成，达成这位父亲的心愿。王锷示意丁翔继续往下做，并站到郑彩清头部的位置，一边观察监护仪上的数值和郑彩清的症状体征，一边调整血管活性药和麻醉药物，维持生命体征平稳，保障手术继续进行。
手术明显比预期时间更长。郑军飞更焦急了，他问医护人员，被告知手术延迟很常见。
丁翔重新站到了手术位上。他使用只有手指三分之一粗细的剪刀和钳子，通过多孔腹腔镜探入腹内。
最紧张的一步，他剪断了右肾与肾静脉、肾动脉的血管以及输尿管，用医用夹子准确地夹在刚刚剪断的接口处，并确认结扎得足够牢固——如果后续夹子脱落，可能会引起大出血。
监护仪上的心电、血压、心率、氧合等指标偶有波动，但保持在可控的范围。丁翔在郑彩清的身侧开了约10厘米的切口，将他的右肾“竖着”掏了出来。掏出来的右肾被放入灌注器官保存液的低温环境下，尽量保护好供肾的活力和功能。
12点10分，手术顺利结束，郑彩清被推出手术室。
14点33分，郑军飞被推入同一间手术室。丁翔把郑彩清的右肾放在郑军飞髂窝的位置，吻合静脉、动脉——没有取出他原来的两个肾脏，而是新放入一个肾脏。约一分钟后，看到少许澄清淡黄色尿液自输尿管断端排出后，丁翔把输尿管接到膀胱上。16点48分，手术结束。
“还得是我来！”
从ICU里醒来时，郑彩清看不见儿子，他慌了。手术前，他和儿子住在同一个房间，隔壁床。他用手拼命捶床，示意医护人员，“我的儿子呢？”“我要见儿子。”手背上插着输液的管子，他捶得淤青了。
直到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儿子的声音“我好嘞”，郑彩清才放下心来。他用手在胸口比画了从上到下的动作，表示心落地了。
等他恢复清醒，他从病友处搜集“情报”。一位50多岁的病友，做了肾移植手术13年，如今身体好，可以给全家人做饭、做家务，但要忌口某些食物；一位73岁的病友做肾移植5年了，按时吃饭，定期复查，恢复得很好……
他默默记下术后的要点，比如三餐要清淡。他越来越有信心，只要遵医嘱，多忌口，儿子的身体会越来越好。
他希望儿子能再活50年，仔细规划了儿子的未来：要是他的肾脏只能用几年，郑军飞以后可以继续透析；要是能再用十几年，等郑军飞的女儿毕业了，郑军飞退休了，经济改善，可以再排队移植新的肾脏；最光明的结局是，医疗技术发达，改用猪肾移植，或是新药物让体内这三个肾脏恢复功能。
他怀抱着希望出了院，到家时，门前的晚稻金灿灿的，等待着农户的收割。
郑军飞童年和少年最有趣的经历，是去田里帮父亲插秧和收割，用镰刀一撮一撮地割稻谷，然后打成捆，放在打稻机上打出谷子，再用担子把谷子背回家，晾晒在家门口的平台上。
他指着一片稻田说：“以前收割时，田里有很多人在做事。”
有了第三个肾，郑军飞摆脱了透析，他准备过段时间，做个小手术，去掉手臂上为透析而做的瘘。他每周都去医院复查，某个指标的突然升高会让他紧张。他的两颊起了湿疹，微微泛红，他对着手机屏幕，每天数次往脸上涂抹药物。
朋友们听说肾移植的病人要多吃鲫鱼，往他家送了很多条。一家人根据他的吃药规律过上更健康的生活，郑彩清说：“现在都得由着他了。”郑军飞计划，恢复半年后回单位上班。
一场偶发的高烧搅乱了他的心情，郑军飞回长沙住了8天院。他心里有点烦，突然意识到，不是肾移植手术后就彻底好了。
如今，他身体里带着父亲苍老却有力的肾脏，在村里散步，遇到的人第一句话总是对他说：“你好了呀？”
村里的熟人三天两头来郑彩清家看望，他忙着迎来送往。一个远房亲戚也来了，看郑彩清的神态动作，直言看不出老人在数月内经历了两场手术，“（看着精神）比从前还好”。
郑彩清拿出“芙蓉王”来招待客人，陪着客人点起了一根又一根香烟，他稍稍眯起眼，脸上的皮肤舒展开来，“憋大半年了，终于能抽了”。
他自认为还能为儿子做更多。下一步，他准备锻炼腿脚，行走如初，给儿孙们种新鲜的蔬菜，或是做一桌饭。他已经可以摆脱轮椅去上厕所。当记者提及，兄弟姐妹之间也能捐肾时，他拄着拐杖从厕所走出来，说：“如果我大儿子还在，我一定不会让他去捐肾，还得是我来！”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 魏晞 陈艺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