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印度总理莫迪与加拿大总理卡尼在G20约翰内斯堡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同意重启2023年中断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谈判，并设定2030年双边贸易额翻番至500亿美元的目标。双方也确认将延续和扩大两国在民用核能领域的长期合作。这一系列进展被视为两国关系解冻的重要信号。两国在经济外交层面关系的缓和背后是加拿大经济转型需要、国内政治转型等多重逻辑的推动，在给加方带来利好的同时，其潜在的风险也不容忽视。

加拿大面临的外部压力无疑是推动加印关系缓和的关键动力。自本届美国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对加拿大钢铝、汽车零部件、木材等关键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加拿大经济严重依赖美国的脆弱性暴露无遗。美方对加主权的威胁言论，更是加剧了渥太华的战略焦虑。为此，加拿大卡尼政府推出“经济多元化”战略，旨在十年内将对美国以外国家的出口额翻番。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拥有庞大市场潜力的印度，自然成为其重要的合作选项。

加拿大国内政治转向也为加印关系缓和提供了空间。在特鲁多政府时期，自由党为争取国内锡克裔选民支持，对印度政府采取强硬姿态，锡克教分离主义问题成为双边关系痛点。2023年6月，加拿大籍锡克教领袖尼贾尔遇刺事件引发两国外交危机，印度指责加拿大纵容反印分裂势力，加方则批评印方宗教自由与少数族裔待遇问题。今年卡尼政府上台后，有民调显示，58%的加拿大民众认为移民数量过多，为40年来最高值。面对大量国内民众对移民承载力的强烈质疑，以及美国要求其加强边境管控的要求，卡尼政府对相关问题采取了与特鲁多截然不同的处理政策。

2025年9月，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加里·阿南达桑加里宣布，正式将印度籍黑帮头目劳伦斯·比什诺伊帮派列入恐怖主义实体名单，并冻结其资产。此举表明卡尼将执法合作列为加印重建互信的重点，并被舆论普遍视为加拿大向印方传递合作信号与诚意的行动。这一转变也使得加拿大在锡克议题上对印缓和成为可能，为双边关系解冻创造了政治空间。

加印关系缓和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加印两国经济结构互补，2024年双边贸易额约220亿美元，其中加拿大对印服务出口达114亿美元，顺差显著。若达成500亿美元目标，加拿大将获取更多利益，加拿大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也将得到提升。但是，其中存在的风险也十分明显。其一，印度市场存在多重壁垒，服务业与制造业准入受限，数据本地化、外资股权限制、复杂审批流程以及严格知识产权规则，都会给加拿大企业带来挑战。而且印度在贸易谈判中以强硬和谨慎著称。即便有政治意愿，要将意愿转化为具体的市场准入协议，也必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其二，两国的经济合作很难对冲加拿大对美国的经济依赖。500亿美元贸易额仅占加拿大年总贸易额的3%，同时仅相当于加美两周的贸易量。这种数量级的差异，决定了印度无法在可见的未来成为美国的替代选项。

社会层面存在的潜在风险则更多。经济合作可能刺激印度移民与留学生流入，进一步加剧加拿大国内公共资源挤兑担忧，并与加联邦政府减少临时居民数量的政策目标形成冲突，不排除引发新的社会争议的可能。同时，加国内对印负面情绪仍然高企；锡克裔社区内部分裂，部分激进分子支持分离主义运动，也可能引发社会层面的更多矛盾与反弹。这些社会问题都表明，加印之间全方位的政治互信重建仍需时日。     

可见，加印关系当前的回暖，本质上是加拿大在外部压力与国内政治转向下的策略性调整，而非根本性的和解。两国经济合作虽有潜力，但规模难以使其摆脱对美依赖的结构性困境。锡克教分离主义问题、加民间对印态度复杂等情况，也随时可能为看似缓和的加印关系增添不确定因素。（作者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加拿大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