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邯郸日报
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鸟瞰图
邺南城宫殿区206.209发掘现场。 邺城考古队供图本报记者 韩立
滏口陉是太行山脉一条天然的通道。
从滏口陉流出的滏水及滏阳河水系所形成的扇形冲积平原为邯郸先民提供了宝贵的繁衍栖息之地。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石器及商周遗址面积超过60万平方米。
因为滏口陉，山西、河南（豫北）、河北连为一体，原本仅仅是商王朝“离宫别馆”的邯郸在经济、军事、甚至是文化上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公元前403年，经周王允许，山西高原上曾经强大无比的晋国顺利地完成三家分晋的历史进程，由春秋五霸形成战国七雄。
滏口陉是太行八陉之一。因交通条件相对优越，成为古代重要的交通要道；因“东出磁邢可以援赵魏”使邯郸成为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
滏口陉是赵国联系高原的晋阳（太原）与平原的邯郸两大城市最重要的通道，更是扼守国土安全的咽喉。
不仅仅是邯郸，古赵大地的兴衰与这条千年古道存在着直接的关联……
通过这里，尚在晋国做高官的赵氏家族，在邯郸建立了自己的飞地；仍是通过这里，又将飞地壮大为自己的国家（诸侯国）。
公元前269年，阏与之战打破了秦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马服君完成从税务官到位极人臣的逆袭。同时，也让一名普通赵国士兵载入史册，留下了“许历为完士，一言犹败秦”的佳话。
8年之后，曾凯旋的赵国将士永远不再回来。滏口陉上，只留下父子二人“狭路相逢”的勇气和“纸上谈兵”的悲凉。
邺城的兴起，让滏口陉具有了更加丰厚的历史意义。
建安九年（204年）七月，袁绍之子袁尚自西从滏口陉出，被曹操迎头痛击败退中山。此后，曹操为平乱，数次往返滏口陉。公元206年，马上系着败将高干人头、大获全胜从滏口陉返回邺城的曹操留下名篇《苦寒行》：“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
190年后，东晋太元19年（394年），驻扎邺城已久的后燕皇帝慕容垂御驾亲征进攻西燕，经此一役成为十六国后期北方强权。
北魏武泰元年（528年）权臣尔朱荣率精兵七千东出滏口，在邺北大破斩杀魏王后自称天子的葛荣，再次印证“得太行者得天下”这个硬道理。
与赵出于同样的原因，北齐政权通过滏口陉将晋阳和邺城连在一起。
北魏永安三年（530年），鲜卑族人高欢为了摆脱尔朱家族的控制，巧立名目、率领葛荣故旧部、原六镇流民军二十万人，离开晋阳，向滏口方向进发。
为了加强别都晋阳对首都邺城的控制，高欢通过滏口陉在晋阳与邺城之间往返8次。历史对高欢评价不高，他出身寒微却有雄才大略。正是倚恃父亲的日隆权势，高洋于550年称帝，建立北齐。
因求雨不成，做为开国之君的高洋竟然命人砸烂了西门豹祠。高洋在位10年间，往返滏口陉达10余次之多，完成了“前半程是天使，后半程是魔鬼”、集英武绝伦与荒淫残暴于一身的奇诞人生，为人们留下百思不得其解的研究课题。
576年，北周大军攻克晋阳城。关陇豪强与六镇势力迎来终极对决——滏口陉见证了农耕文明对游牧军事集团在不断的相互学习、融合之后的最终胜利，为隋唐统一奠定了基础。
江山易代，世事如棋。
隋大业9年（公元613年），隋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与沧州刺史窦宗在鼓山兵戎相见。有窦公祠（苍龙庙）为证，苍龙庙究竟为谁而建？无数学人在探寻答案未果时充满遗憾。
滏口关侧、东纸坊村石砌券上的清代额书“古昭关”，成为大唐向藩镇势力妥协、逐渐走向衰败的历史印迹。诗人杜甫曾在《三十韵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辞满告别奉寄薛尚书颂德叙怀斐然之作》中咏叹：“尸填太行道，血走浚仪渠。滏口师仍会，函关愤已摅”。
滏口陉自然也是一条重要的商道。
战国时期，邯郸冶铁在这条大道上崛起，逐步开启了铁器取代青铜器主导地位的历史进程。因为农业生产发达，赵地商贸日益繁荣、实力逐步强大。《史记·苏秦列传》提到：赵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
与磁山文化一脉相承，临水青瓷泛着淡淡如玉的光泽，隐匿着磁州窑最初的审美密码。
滏口陉两侧取之不尽的山货药材，促成了北方独特的商邦文化——武安商邦，成为中国绝无仅有以县命名的商邦；近年来大量出现的“涉邑银票”也佐证了这条商道的生命力。
抗战时期，滏口陉不仅成为抗击日寇的主战场；而且也支撑起全国最大的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边区。
靠着千年商业文明的积累，根据地建立了完善的红色金融商贸体系，边区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前身；发行了目前可知最早的红色股票；建立了最早的供销社；甚至成立了公私合资的民营银行。
滏口陉更是一条文化融合的纽带。
通过滏口陉，赵人将文化软实力与天然资源结合，实现周礼、晋制的发扬光大。北齐政权的两个文化中心——晋阳和邺城形成了同城发展之势，相继在滏口陉沿途开凿了南北响堂石窟和娲皇宫石刻等，形成一条璀璨绚烂的北齐文化带。
在滏口陉的两端：彭城和太原，各有一个晋祠。虽然规模、影响天壤之别可同源同宗。固义的傩戏、偏城的赛戏、数十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和传统村落密布沿线。
天然的滏口陉支撑能力毕竟有限……
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是有着更远大目标的曹操。
建安9年（公元204年），另一条交通要道——白沟，横跨古黄河助力曹魏集团平定冀州。随后，建安11年，开挖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建安18年，开挖利漕渠，在沟通黄、淇、洹的基础上与漳水相连，白沟由单纯的军用运粮水道向综合水利工程迈进。邺城作为华北平原南北水利交通枢纽的地位得以确立，为其后的六朝古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了白沟的加持，曹操依托新的大本营统一了北方。邺城以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中心的新姿态正式崛起……
南北朝时期，邺城的国都地位极大地刺激了纺织品、青瓷产品、粮食作物甚至是冶炼业等各产业的生产和交易。
白沟的本质是对黄河故道的疏浚。隋炀帝修建的中国（隋唐）大运河，才真正是一项系统性的水利交通工程。
在前人局部努力的基础上，隋朝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修通济渠、大业四年修永济渠、大业6年修江南运河，将中国五大水系全部沟通。
永济渠基本上是在曹操白沟的基础上修建。虽然在中国大运河的主航道上不再有邺城的身影，但魏州（大名原称）因漕运的兴旺成为中国南北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中心、唐朝第三大城市，并以“二都七陪都”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
史载：经过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大名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唐开元28年，魏州刺史卢晖徙永济渠引水绕城，夹水制楼数百余间，以储江淮之货。在运河中行驶的粮漕船、商船、水师船多达三万艘。武则天当政十余年期间，由该渠运来的江南大米就达百万斛之巨。李白诗赞：淇水流碧玉、舟车日奔冲。
大运河的带动之下，邯郸东部相继出现以服务漕运为主的城市群落——魏州（大名）、馆陶、龟驮城（魏县）、广府及永济古城、平恩古城、清渊古城；魏县边马古镇、回隆镇，大名金滩镇、龙王庙镇、大名营镇等更是带有明显的运河印迹。
大名因运河而舟楫竞航、商贾云集，城区人口最多时达百万之众。不仅经济繁荣，而且人才荟萃、文风昌盛，留下了狄仁杰、寇准、吕夷简、欧阳修、柳开等众多历史文化名人的遗迹。
宋代，为了抗击辽兵，大名府成为东京汴梁的陪都和北方重镇——北京。宋大昭令载：宋真宗谒大名“壮我中华”。
如今人们所熟悉的大运河，是在元代取直而形成的京杭大运河。从此，大名府和长安、洛阳、开封一起，逐渐远离了核心交通中心的位置。即便如此，作为御河、卫河、卫运河重镇，大名仍然是元代大名路总督府、明代大名府、清代三省总督府、直隶省会和民国大名道、大名专区、大名市的驻地。1913年在大名设冀南道，辖原大名、广平、顺德三府及冀、赵二州共38县。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印着“共同奋斗、曙光在前”的红色传单曾经遍布大名城的街巷。大名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的师生引领整个区域内的红色思潮，成为革命的策源地。
大规模的粮食加工、养殖，黑陶、粮画、草编、木器、土布等手工艺品生产成为传统产业；豫剧北派、皮影戏、武术、中医药、书法、绘画，甚至船工号子等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传至今。
随着实业报国理念兴起，另一种更高效的交通方式——铁路，进入国人视野。
邯郸道自古以来就是南北通途、连接中原与北方的重要驿道。邯郸道与滏口陉的交汇，使邯郸成为“河北之心膂，河南之屏障”。
1898年底，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平汉线开始全面修建。已经由战国都城演变为小镇的邯郸成为其中一个站点……平汉线重塑了邯郸交通、甚至产业格局。
1903年，磁县六合沟煤矿成为近代民族资本与外资合作的典型。
1906年随着平汉线的贯通，在邯郸镇火车站的对面，德国人建起了经营电报业务的“洋楼”。这座被称为“小白楼”的地方，日后将成为我党的地下工作站和获取军事情报的重要渠道。
1925年至1932年，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刘少奇曾两次受党中央的委派，到六合沟煤矿领导万人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
1937年10月，日寇侵占邯郸并在邯郸城南刘王庄村建起了第一座军用机场。
1945年10月4日，邯郸解放并成为晋冀鲁豫边区首府，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坐落在火磨街东口的“小白楼”成为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社的办公地。
1947年2月，为了将涉县兵工厂的物资运往淮海战役前线，太行军民白手起家，经过20个月的奋战，在滏口陉古道上，邯涉铁路全线通车。这是共产党领导下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也是中国铁路史上的一个壮举。
新中国成立后，邯郸经济迅速发展。不仅是粮棉主产区，更是新中国重要的煤炭、钢铁、电力、建材、陶瓷、纺织、制药、装备制造业生产基地。
改革开放之后，虽然滏口陉、大运河、平汉线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淡去，但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飞机场、内陆港甚至是互联网编织而成的新交通体系，不断为邯郸的发展注入新动力。
邯钢成为国有企业的一面旗帜，武安、永年的民营钢铁企业更是创造了发展的奇迹；馆陶的家禽养殖全国第一；大名五得利是亚洲最大的面粉加工企业；曲周晨光生物和恒博新材料领跑全球植物萃取物和高纯度氧化铝产品市场占有率……
以赵都邯郸、六朝古都邺城、两都七陪都的大名府、边区首府、工业基地邯郸为代表的冀南地区，始终处于北方经济舞台的重要位置，新发展格局之下也必将迎来更大的机遇。
（本文大量引用外地专家、本土学者研究成果，并得到贾海仲、黄浩、王福生、卫庆前等同志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