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衢州日报）

转自：衢州日报

　　吴拯修

　　听说过“礼贤县”这个词，是在一部清人写的小说，叫《痛史》，作者吴研人，广东佛山人。小说中，作者取了“改礼贤县为江山县”的历史，说了个反元复宋的故事：宋亡后，以岳飞玄孙岳忠为代表的一批江湖人士，以清湖镇和仙霞岭为基地组织抗元，占领了江山县，获得了局部的成功。

　　最近因为想考证江山县改名礼贤县的事，又看了一次《痛史》，这是原书的一段：

　　岳忠带领一千人下山，先到了清湖镇，分在张家唐家两店居住，是夜四更造饭，五更起身，平明时到了城下。恰好城门开放，岳忠匹马当先，一千人一拥而入，就城中杀起来。到了县署，擒下了县令，出榜安民，城上竖起宋家旗号，杀了县令祭旗。差人到清湖镇取了张毅甫来，叫他权了县令事。把鞑子的印信毁了，另铸铜印。改了礼贤县做江山县，取恢复江山之意。（直到此时，还叫江山县。）

　　小说只字不提原来这里就叫江山县，当然是因为作者有自己的意图。这里说的故事，显然发生在现江山县治内。当然这不能作为实事，盖小说家言，不足为信耳。

　　60年后，看了几部江山县志，方知江山改名实有其事，只是说法不一，学界常有争论。

　　一

　　一般的说法是，宋咸淳三年（1267），江山县改名礼贤县，县治设礼贤镇（现江山淤头礼贤村）。元至元十三年（1276）复礼贤县为江山县，迁治今江山市区。

　　实际上，确实有一些关键问题并没有弄清楚。比如，什么时候改，为什么改，什么时候复，为什么复，县治动迁情况如何？如果县治迁礼贤，那么原来的县治又叫什么？江山镇吗？

　　不同时代的县志在讲述江山沿革时常常提到礼贤县，如《康熙江山县志》《同治江山县志》等，但大多语焉不详，且常有质疑。

　　笔者注意到提到礼贤县文字都是县志类文本，于最近查阅《宋史》，在其中《志·地理》觅得一条文字：

　　衢州，上，信安郡，军事。崇宁户一十七万七千九百三，口二十八万八千八百五十八。贡锦、藤纸。县五：西安，（望。）礼贤，（紧。本江山县，南渡后改。）龙游，（上。唐龙丘县。宣和三年改为盈川县。绍兴初复改。）信安，（中。本常山县，咸淳三年改。）开化。（中。太平兴国六年，升开化场为县。）

　　《宋史》是国家认同的历史资料，一般可以采信。因此，我们可以说，江山县改名礼贤县是发生过的，其改名和复名的原因不详；改名的时间是“南渡后”。因为《宋史》中没有提到复名，而编者是元代的脱脱、阿鲁图等，可以断定复名在元以后。

　　考虑到吕祖谦于淳熙二年（1175）走仙霞道时，在《入闽记》中曾经提到“入江山县”，可见是时尚未改名，同时也排除了在宋初改名的可能。据此可以判定，改名礼贤县当在此之后，复名在明天启之前，因为明天启县志中已提到江山县。

　　二

　　《入闽记》在“入江山县”后，紧接便是“五里，烟萝洞”，说明当时的县治便是后来的城关镇。

　　至于县治有没有迁而复迁，更无任何可靠文字记录。同治《江山县志》已经指出，原志并无“迁今治”三字，系后来的编纂者所加。这也反映了古代地方志编纂的史料局限性和传承误差。

　　笔者倾向于县名改而复，只是动了一个名字而已，并没有县治迁来迁去的事。毕竟县治动迁牵涉到方方面面，不像改名那么简单。现成的例子是常山县的改名和复名。据《衢州府志》载，宋咸淳三年（1267），常山县改名信安县，元至元十三年（1276）复信安县为常山县，改复名的时间与江山县完全一致，但县治一直在今天马街道。

　　需要指出的是，有人常拿淤头镇礼贤村有城隍庙说事，作为礼贤曾经是县治的证据，可能是一种误解。城隍庙作为城池守护神，自唐代以来，郡县皆有祭祀，宋后更为普遍。到了明朝，朱元璋下令各府州县要建造城隍庙。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如因故毁坏而未重建的，可以说，县府治通常会有城隍庙，如果这是一个定理，那么逆定理却不成立，即，有城隍庙就一定是县治（含府治）。

　　这可能与城隍信仰的道教化有关。城隍信仰，早期与道教并无直接关联。但在历史上，城隍庙长期由道教徒管理，其建筑格局、祭祀活动、神职人员（如道士）均遵循道教传统。道教通过各项活动，使城隍庙成为道教在地方社会传播信仰、服务信众的重要场所。礼贤的城隍庙可能就是这种性质，与是不是县治根本没有关系。

　　另外，弘治《衢州府志》和天启《江山县志》都记载有礼贤的太平寺，却没有提到礼贤的城隍庙，可能是礼贤的城隍庙建于天启《江山县志》编成之后，如果是这样，就更不能证明宋朝的县治搬迁之事了。

　　吕祖谦在《入闽记》的记载否定了在（南）宋初江山县改名的可能，那么，县志所述的改名时间可能是真的，即，改名发生在咸淳三年。咸淳三年，正是元军围攻长江重镇襄阳之时，南宋朝廷风雨飘摇岌岌可危，这种情况下江山县改名只能是政治原因（有说法认为是南宋帝王为避嫌，因“江山”含有国家政权之意，需要改名），很难想象在这种情势下，会大兴土木，动迁县治，甚至不建县衙，先建造城隍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