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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城市精神的栖居地与观察窗

(来源:千龙网)

在《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以下简称《茶馆》)的最后,历史学家王笛在对百年茶馆的沉浮做了长时段的鸟瞰与具体入微的描述之后,一方面他意识到恢复和保存中国的文化遗产是一项紧迫使命,另一方面又对茶馆这样的文化遗产能否继续适应现代社会,保持了一种谨慎的观望。

不唯是历史学家,今天的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恢复和保存城市遗产的重要性。每一方文化遗存背后都上演着一段曲折生动的发展演化史,关联着一段真实可感的集体记忆,它对于我们今天在文化记忆的选择性重构和意义再生产中凝聚城市精神、建构城市的想象共同体,具有重要的载体作用。茶馆见证了同业公会的终结和小商业的困境,参与了国家力量和社会主义娱乐的兴起,也见证了改革时期百废待兴,更将公共生活中的市民和外来工也囊括进来,茶馆不语,却以独特的方式讲述着个人、街坊、城市和国家的故事,它将一个喧嚣的时代统统揽入怀中。一部茶馆史,就是一部百年城市变迁史。茶馆见证了城市的兴衰,也承载着城市的历史记忆,是城市文脉的活字典。我们每天生活在城市之中,但是我们对文化遗产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并不熟悉,又如何谈得上保护呢?

发现和铭记历史固然重要,通过历史激荡现实也很重要。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上,我们存在很多矛盾与张力,比如保护与利用的平衡问题,传统与现代的融合问题,继承与发展的关联问题。《茶馆》的启发在于,对于城市文化遗产,我们需要在多重张力中进行考察,从静态保护走向生活实践中的动态传承,从单一物质保护走向整体生态营建,从工具性利用走向本体性共生。在文化遗产保护方法上,既要尊重历史原貌,又要避免泥古不化;既要做原真性保护,也要对其限度有清晰的认知。

我们往往把城市文化遗产看成是一个无法言说的静物,一个封闭的通道,一处沉默的风景,却看不到城市的秘密都藏在文化遗产中,它如同手掌中的纹理,平时隐藏,只有展开才能呈现自身。阅读城市就是发现被遮蔽的城市印记的过程,最快捷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阅读城市文化遗产中的语法和心法。读懂《茶馆》,就是读懂城市文明的来龙去脉。城市遗产凝结着城市密码,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认识还停留在宏观的呼吁上,既缺乏像《伦敦传》这样鸟瞰式的优秀城市传记,也缺乏像《茶馆》这样对文化遗产的来龙去脉、跌宕起伏的发展演进做细致入微的讲述,同时又将茶馆这一细微空间关联时代、国家和社会的作品。

茶馆是中国社会进程的“活化石”,既铭刻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文化记忆,又蕴含着鲜活的地方性精神。保护茶馆,就是保护城市文明的基因。对茶馆生存的未来走向的争论,不唯是受到当时时代境况的影响,还受到了进化论的限制。城市文明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入微、可感可触的存在。《茶馆》再次向我们证明了文化遗产的保护从来都不是临终关怀,而只有在历史的阡陌纵横中、滚滚红尘中才能呈现无限生机。正如作者一再发问的,为什么在遭受了20世纪猛烈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冲击后,茶馆仍然保持着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为什么100年前被认为终将被时代淘汰的茶馆,100年后却“反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王笛把这一问题的答案归结为,茶馆经营者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调整经营方式,“采纳新物质文化,满足新的娱乐需求”。从最早的引进留声机和电影,到20世纪80年代的录像机、私人包间、麻将室,再到以前消失的足浴服务、采耳师傅、理发师等。茶馆的魅力就在于,其“扎根于中国的土壤”。其实答案也很简单,只要茶馆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依然被现时代的人们所需要,那么茶馆以及背后的生活方式就不会衰败下去。事实上也是如此,茶馆能够存在根本上还在于其所蕴含的一套生活方式,在一个加速社会,有着其存在的必要性。从这个维度上,在现实语境中对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对话态度,挖掘文化遗产中符合现代生活的因子,对此充分活化,也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理应成为城市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恢复活力的触媒。在一个日益均质化、同质化的都市生活中,茶馆作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它保存了城市的多样性、异质性,其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看见。

把茶馆看作一种方法,就在于茶馆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中国政治与社会的视角和纽带。作为“小的城市空间”,茶馆本身就是一方城市生态,各种力量在其中角力,上演着悲欢离合;茶馆又是一个流动的空间,不同的人在这里交流,同时也把经验带到四面八方。茶馆是一个小型的街角社会,在现代城市中,特别是在城市大规模的绅士化之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街角社会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它是城市社会重要的连接和过渡力量,能够起到平衡各方力量的作用,特别是为从外地到大城市的人提供了喘息的空间。而这种连接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也是一种精神空间,它能够起到润滑和平衡城市的节奏和韵律的作用,为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提供一种缓冲,这显然已经超出了文化遗产的功能,而具有了生长性和可能性,其中的意义显然值得重视和挖掘。

作者:叶祝弟 上海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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