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自中唐至宋代，古代中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文明转型，学者往往将之称为“近世化”，其基本特征是凸显世俗性与平民性。在这一文明变迁的大背景下，宋代儒学的师道复兴运动应运而生，成为时代转型的重要表征。
据史料记载，在中唐时期，儒学的传承已现危机。当时已是学绝道丧、士风大坏的局面。读书人往往自命不凡，耻于求师问友，把闭门自学美化为“生而知之”。面对此种流弊，韩愈便在《师说》中发出“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的感叹。他指出，古代的圣贤之所以能成就功业、养成良好的德行品质，就在于他们能破除门户之见，秉持“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态度，积极向学。这种师道精神是当时的学者最欠缺的。
韩愈的《师说》可谓师道复兴运动的滥觞。至于北宋时期，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以及范仲淹、欧阳修等学者，都接续了韩愈的道路，大力推动师道的复兴。他们的工作主要包含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他们兴办学校书院，以此作为师道复兴的制度载体。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孙复创办的泰山书院、石介创办的徂徕书院，以及范仲淹曾主持过的应天书院等等。通过这些有识之士的努力，书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挺立的繁荣景象。
其次，宋初儒者继承了古文运动“文以载道”的精神，积极回归儒家经典，主张“说经以推明治道”，也就是通过对《五经》的研读，来挖掘治国安邦的具体方案。胡瑗开创的“苏湖教法”最具代表性，该教法分“经义”与“治事”两斋。前者是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后者是对具体实用学科的学习，如边防、水利、算术等等，侧重于实践层面。这种经世致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对于我们当下也仍有借鉴意义。
最后，宋初儒者的师道复兴运动，成功塑造了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品格。与唐代士人的浮华放浪不同，宋初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贫寒、困穷苦学，其学风也就更加朴实稳健。他们心系苍生，胸怀天下，自信能够超迈汉唐，以复三代之治为己任。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正是这种精神的缩影。
到了北宋中期，儒者开始积极从理论层面对这一师道复兴运动进行总结。程颐在为其兄长程颢所作的墓表中讲道：“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明道先生墓表》）该墓表可谓理学道统论的纲领文章。程颐以周公和孟子作为三代历史的拐点，实则是在强调孔子的地位与作用。他的完整理解是：五帝三王之所以能够成就善治，正是因为他们都是有德有位的圣王，故而能够制作礼乐以推行教化。而在周公死后，便无这样的制礼主体，圣人之道也就不再行于世间。而生当乱世，孔子虽有圣人之德，却无王者之位，于是只能一方面用《五经》总结古昔圣王的文明传统，另一方面则开创了圣人之学来传承其中的教化原理，而在孟子逝后，这项孔门事业也就无人接续了。
我们知道，孔子是历史上的第一位老师。在孔子之前，文化知识被贵族垄断，而孔子则将原先专属于贵族的文化知识下移至民间，向所有人开放，开创了“有教无类”的新局面。这是孔子对三代文明的创造性转化。程颐的圣王叙事，本质上是将师道复兴同三代历史结合在一起，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之论证。
程颐进而指出：“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同上）周公与孟子之死，分别代表着君道与师道之丧，对于儒家的教化事业都是沉重的打击。但程颐显然觉得后者更加严重。这是因为，师道记载着教化事业的核心原理。即便君道沦丧，传承师道的“真儒”也能够揭示善治之道，指明方向，守先待后。但如果师道也沦丧了，天下将陷入昏乱盲目的境地，人们将分不清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
程颐还说：“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揭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同上）他的兄长程颢的最大功绩，就是从经典中发现了湮没已久的圣人之学，从而排斥异端邪说。可见，二程是以传圣人之学，也就是孔子开创的师道而自任的。将师道与孔子及其门人相关联，这是程颐在师道复兴运动中最大的理论贡献。
到了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程颐的思路，在很多地方都表明了类似的看法。在《大学章句序》中，朱熹认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这些古代圣王的共同点，就在于继天立极，设立礼乐制度来教化万民。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学校制度，这是他们能开一代盛世的关键。而周代衰落之后，教化陵夷，风俗衰颓。此时的圣人孔子，“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大学章句序》）。孔子生当衰周，有圣德而无王位，故只能整理经典、开创来学。在朱熹看来，三代学校制度的核心原理，就被孔子记载在《大学》中，而曾子则对之进行了阐发。而随着孟子的离世，《大学》的孔门传承也就中断了。显然，朱熹这里的理解，和程颐是一致的。
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明确将《中庸》定性为子思所作的传承圣人之学的作品。朱熹认为，三皇、五帝、三王、孔子这些古代大圣都是道统的传承者。而在道统序列中，孔子有特别的地位，因为“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中庸章句序》）。孔子虽然没有当君主，没有制礼作乐，但他却开创了圣人之学，挺立师道，使教化事业突破了历史的限制，后人能够借由经典来了解教化的核心原理。这是孔子作为老师的最大的功劳。
我们知道，《大学》《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两篇。朱熹将之独立出来，与《论语》《孟子》一起组成了《四书》，形成了新的儒家经典体系。如果说程颐的贡献在于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论证宋代儒者的师道复兴运动，那么朱熹的贡献，就在于将《四书》确立为师道的经典载体。
宋代的师道复兴运动发展到二程和朱熹这里，已经具备了比较强的道统意识。宋代儒者以师道自立，以天下为己任，并不把自己视为君主的附庸。他们认为君主应当与士人“同治天下”，共同承担起教化的任务。这为士人批判君主的越轨失范行为提供了思想武器，对君主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不过，这也常常引发君主对于师道的反抗。例如，由于理学学者的努力，孔子在孔庙中曾一度享王者之制。但明代嘉靖年间，明世宗不喜师道与君道并尊，故对孔庙规制进行了全面减杀。这是师道与君道的紧张关系的一个例证。
除了批判骄君之外，宋代师道复兴运动还有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开拓民间事业。古代中国是礼仪之邦，但汉唐与宋元明清的礼乐却颇有不同。前者重在政治制度，强调自上而下的治理；后者则强调基层建设，强调地方师儒的教化工作。宋代之后，知识分子开始深入民间，进行各种非官方的教化建设，重整风俗、淬砺人心，充分显示出师道复兴运动同古代中国“近世化”转向的适应。在这方面，朱熹可以说做出了比较好的表率。他的《家礼》对传统的《三礼》之学进行了改造，将原先专属于贵族的礼仪，改造为平民适用的仪轨。元、明、清三朝的婚礼、宗族、祠堂、书院、乡约、丧礼、社仓等诸多礼仪，大多是基于朱熹的设想而建立的，其影响至于今日。
总之，宋代儒学的师道复兴运动，通过创办书院、阐释经典、重建道统等各种方式，塑造了一批又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推动了古代中国“尊师重教”传统的形成。其精神至今仍有启示：我们的教育应当知识与品质、理论与实际并重，强调个人服务社会、关怀民生的责任和情怀，积极培养有担当、有理想、虚心且上进的士人学子。
（作者：黄永其，系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