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禹彤（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庄子》内七篇与外杂篇之间，或许存在思想脉络上的差异，但也深具内在的互文。《庄子·应帝王》浑沌“凿通七窍”与《庄子·天下》“道术之裂”分属内篇与杂篇，但共同揭示了庄子及后学对整全与分殊、无为与有为等问题的哲学思考，以及对战国百家争鸣处境的历史反思，并在现代研究中被视为轴心时代的一场精神运动。

　　浑沌被“凿通七窍”不仅是《应帝王》的篇末寓言，也是《庄子》内七篇的结尾。中央之帝曰“浑沌”，素日优待南海之帝“倏”与北海之帝“忽”。倏、忽二帝心思报答，见浑沌形状怪异，茫无面目，便替浑沌日凿一窍，结果七日凿通七窍之后，浑沌却因此丧命。此寓言有多种解读方式，有研究认为庄子这是在揭示知识与智慧的局限性；有学者认为“浑沌之死”是对“有为之治”的否定；还有学者将之视为庄子的创世神话，浑沌死而秩序生。种种解读，见仁见智。

　　然而，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是：代表“整全”与“一”的中央大帝浑沌，为何默许了这场导致自身毁灭的“杀戮”？浑沌在故事中仿佛沦为被动承受的配角，其自身的意志隐而不彰，让人好奇浑沌如何看待自己被凿通七窍。

　　此外，《庄子·天地》还有一则涉及“浑沌”的故事。子贡南游楚国，返晋途中经过汉阴，见一丈人挖地通井，抱瓮取水灌园，费力多而收效微。子贡便向他推荐一种名为槔的机械，可日灌百畦，用力少而见效快。汉阴丈人却笑拒道：“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子贡听后深受撼动，以致慨叹孔子之徒不过是“风波之民”。后来，子贡把汉阴丈人的故事告诉孔子，孔子指出，汉阴丈人虽修习“浑沌氏之术”，但“识其一，不知其二”，即固守大道的静止状态，恐惧分殊与变化，从而将“浑沌”变成一种僵化之“术”。《庄子》借孔子之口，批评汉阴丈人将“浑沌”绝对化、客体化，失去了在大千世界中游动的能力。庄子“逍遥游”的落脚点依然是“游”，而汉阴丈人主张的实为“不游”，抱守浑沌之体而避世畏俗。

　　由此可见，中央大帝浑沌或许确实默许了倏、忽二帝对自己的“开窍”行为。既然要“游世间”，原初的浑沌有必要被凿破。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最后赞叹“浑沌氏之术，予与汝何足以识之哉”，表明孔子否定的并非浑沌，而是汉阴丈人所执之“术”。《庄子·宥坐》有言：“浑浑沌沌，终身不离；若彼知之，乃是离之。”一旦存心持守浑沌，反而与之相离。汉阴丈人“藏己于浑沌”，类似于《庄子·大宗师》所谓“藏舟于壑”，仍是小大之辨下的固执。真浑沌应是“藏天下于天下”，让自我消融于大化流行中，“我”必须穿过“浑沌”，经历分化与雕琢；而“浑沌”也必须被“我”穿过，承受分殊与重构，最终才能如《庄子·齐物论》所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因此，《应帝王》中的浑沌必得一死，才能避免沦为汉阴丈人的僵化之术。庄子行文随立随扫，《应帝王》篇首阐述无为之治，浑沌即可代表无为之道，此庄子之立；篇末却以“浑沌之死”作结，暗示无为亦不可执，此庄子之扫。由此观之，《天地》中汉阴丈人的故事，补全了《应帝王》中浑沌叙事的未尽之意。“浑沌之死”不是终结，而是一种献祭与重生。原初的、作为封闭整体的浑沌必须“死”，一个向万物开放、在分殊中保持其精神、并能与世逍遥游的浑沌才能“生”，正契合《庄子·文子》“已雕已琢，还复于朴”的精神。至朴不是未曾雕琢的原木，而是历经雕琢之后的浑成。

　　事实上，中央大帝浑沌即“道”之喻体。《庄子·天下》提出“道术将为天下裂”这一振聋发聩的论断，深刻概括了战国时期的思想格局。《天下》还以“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为喻，形象描绘了诸子百家“各得一察焉以自好”的偏颇。七窍各明而不能相通的意象，恰与《应帝王》中央大帝浑沌被凿破七窍而死的寓言形成呼应：百家争鸣如同将完整的浑沌凿开七窍，每个学派如一眼一耳，虽各有所明，却失去了整体的互通与和谐。

　　在此意义上，“浑沌之死”可视为“道术之裂”的哲学寓言，而“道术之裂”则是“浑沌之死”的历史呈现。“道术之裂”反映了战国百家争鸣的思想格局，余英时在《论天人之际》中已指出，浑沌被“凿通七窍”与“道术将为天下裂”之间存在内在关联，且二者都切中了“轴心突破”的特征。“轴心时代”理论由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二十世纪中叶提出，认为在约公元前八百年至公元前二百年之间，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主要文明都不约而同实现了思想飞跃，标志着人类从神话时代迈向理性与哲学时代，而中国的“轴心突破”就发生在诸子百家时代。这一论点获得了国内学界的普遍认同。

　　雅斯贝斯“轴心时代”的论断不失为一个深刻的洞察，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古代中国有没有神话时代与哲学时代的截然二分？如果“凿通七窍”和“道术之裂”既非原初的浑沌与道，亦非浑沌与道的最终形态，而是作为“死”与“裂”的过渡阶段，那么二者何以代表中国“轴心时代”的思想飞跃？如果二者能够代表古代中国的“轴心突破”，那么庄子在讲述“浑沌之死”和“道术之裂”时，理应是在歌颂一个黄金时代的降临，但为何行文中隐隐约约弥漫着黄金时代消逝的悲叹？

　　我们回到庄子所提供的“浑沌”故事的两个版本：倏、忽二帝强行替浑沌凿通七窍、汉阴丈人固执浑沌之术而绝斥变化，二者各有偏执，而真正的“道”或许正是在二者的张力中显现。真正的“整全”不是对分殊的简单否定，而是在扬弃与包容分殊的动态过程中，实现的更高层次的统一；真正的“无为”也不是绝对的因应，而是必须顺应并参与世间大化流行。《天下》开篇即明示道术“无乎不在”，既然大道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不生不灭，那么大道也必然存在于“浑沌之死”和“道术之裂”后的种种分殊形态中。因此，“道术将为天下裂”绝非道的裂变与消亡，而是道在历史中的展开方式，并且庄子所向往的依然是一个百家殊途同归于大道的时刻。

　　换言之，“浑沌之死”与“道术之裂”并非一曲悲凉的挽歌，而是死而重生、裂而复合的序章；二者亦非一曲乐观的高歌，因为浑沌死后重生、大道裂后重合的故事仍很漫长。战国百家争鸣，正是“道术之裂”这一宏大历史进程的具体展现，这一时期凿破了思想上的原初浑沌，在密密麻麻的思想裂隙上，理应孕育着一个更为丰满、更具活力的新生思想与文明形态。通常我们将“轴心时代”的标签贴在百家争鸣的时刻，其实是贴在了浑沌被凿通七窍时“手术中”的灯牌上，按庄子“雕琢复朴”的进度条，术后还将有漫长的复健过程。雅斯贝斯将中国的“轴心突破”定位于百家争鸣时代，实际上战国尚处于“突而未破”的分化阶段，尚无力承担起完整的文明轴心的功能。若说古代中国也出现过一场“轴心突破”，那么这场突破由于厚重而缓慢，难以仅限于诸子时代。

　　庄子未讲述浑沌被“凿通七窍”的后续故事，为历史发展预留了想象与实践空间。未经分化的“一”必须分化为“多”，才能孕育更高阶的“一”，庄子也未提供这一高阶之“一”。按汉代刘歆提供的学术谱系，战国百家本出自王官学，亦即本于经学，乱世王官失守则散为百家；而到秦汉时期，百家思想又逐渐复归于经学系统。在此基础上，或许我们可以将孔子删述六经视为第一次对“浑沌”的开凿，以及第一次对“大道”的打包，战国百家争鸣是六经的压缩包解压后的流星雨，汉代经学再将碎片整合成新的压缩包。这个新的压缩包未必是“浑沌”和“大道”的终极版，经过魏晋、宋明等时代的学术革新，以至于我们今天仍在它的更新队列里。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22日 11版）

[ 责编：李卓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