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沈阳晚报

　　□伏桂明

　　（上接3月4日07版）

　　当时，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工作人员权德源只有24岁。权德源是党员，又是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还懂日语，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工作人员（相当于法官助理）。在他记忆中，7月2日第一个受审的是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第一个出庭作证的是溥仪。

　　在所有证人控诉作证后，古海忠之垂头流泪说：“我为了向东北移民，夺取、占据了数达两千万公顷的土地以及房屋。农民们被夺去多年来自己血汗耕种的土地，被夺去房屋，被驱逐出家乡，流落到各地，陷入不幸处境。当我想到这些，我的胸中像针扎一样痛苦！我真诚谢罪，我承认全部是事实。”他要求迅速判决。

　　在此前我们讲述的抗战往事中，那些残害抗日志士的“刽子手”都在这次审判中原形毕露。

　　第一个被传讯的，是这次审判的“一号要犯”、侵华日军一一七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法庭列举了铃木启久的“八大罪行”：一、在河北省遵化县鲁家峪乡杀人、放火、强奸；二、在河北省滦县潘家戴庄杀害居民、掠夺粮食和财产；三、在长城附近广阔地方建立“无人区”；四、在河北省遵化县刘备寨村杀害居民、掠夺牛马；五、在河北省遵化县东新庄杀人、放火、掠夺；六、在河北省遵化县马家峪村杀人、放火、掠夺；七、在河北省长垣县小渠村集体屠杀村民；八、战败后，在吉林省白城子炸毁火车站、医院、桥梁、仓库等。

　　日本战犯武部六藏当时实际上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重要执行者。他任总务长官期间，策划、决定并且领导推行上述各种罪恶法令和措施的结果，日伪军队、宪兵、警察和伪司法机关对我国东北人民进行了残酷的镇压，特别是在黑龙江、吉林和热河等地区进行了多次“治安肃正”，疯狂地抓捕、屠杀和囚禁东北人民，并在热河省地区大量驱逐和平居民，毁灭和平村镇，制造了许多无人区。

　　一些战犯是伪满洲国宪兵中的高级或中级指挥官。他们都参与策划破坏中国共产党东北地方组织和其他抗日救国组织的罪行，命令所属抓捕、严刑拷打、大肆屠杀抗日救国人员和和平居民的罪行。齐藤美夫是伪满洲国宪兵中的高级指挥官。1937年4月到10月，在他参加的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的策划和领导下，日伪宪兵、警察和特务先后破坏了中共哈尔滨特委、哈尔滨市委、奉天市委等地方组织，抓捕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当地居民482人，经刑讯后将341人送交伪司法机关，其中有85人被处死。堀口正雄任鸡宁日本宪兵队长期间，指挥所属宪兵抓捕了抗日救国人员和和平居民，并将王勤山、唐永金等9人送到第七三一细菌部队作细菌效能实验。还有一些战犯担任过伪满洲国各级警察机关和铁路警护军的重要职务。他们曾亲自或命令、指挥所属部下屠杀、抓捕、刑讯、虐待或者驱逐东北人民。其中，田井久二郎任伪三江省鹤立县兴山警察署署长期间，参与策划且领导所属单位秘密派遣特务阴谋暗害了抗联将领赵尚志。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审判了日本前陆军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8名将校级战犯，审判了原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等28名任伪满洲国高级职务的战犯。特别军事法庭代表我国政府和人民，对36名日本主要战犯分别判处了徒刑。

　　当时审判36名战犯没有一个不低头认罪的。

　　东京审判中没有一个日本战犯认罪，但是沈阳受审的战犯每一个人都心服口服，流泪忏悔。权德源说：“在这个法庭上出现的场面在世界上没有的，以前没有，今后也少有。”1956年7月21日，沈阳审判结束后，权德源和其他三四名法庭年轻的工作人员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协助工作。在送被释放的战犯去天津坐船回国的途中，战争中犯下累累罪行的他们在忏悔。“从沈阳开往天津的列车上，他们找到自己的座位，说说笑笑。”列车过锦州不久，权德源看到有个人望着窗外默默流泪。权德源走过去问他：“有什么事吗？大家都很高兴，你怎么哭了？”他回答说：“前边那个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小村子，二十多年前，我领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

　　这次审判，是正义对邪恶、和平对战争、光明对黑暗的审判。不同于欧洲纽伦堡审判，也不同于远东军事审判，它依照国际法，由中国国内军事法庭审理，完全由中国人担任审判官，反映了深受战争重大灾难的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中国人民不应忘记这段历史。而对于那些当年穿着中国人民给予的新衣服、揣着中国人民赠予的人民币踏上回国路程的日本战犯的后人们来说，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友善与宽容，也让他们铭记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