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战争时，世界的目光往往聚焦于军事对抗、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但有一个细节往往容易被忽略，那就是女性在战争中的生存状况。

战争从不分性别，但战争的代价却常由女性承担。她们可能是寡妇、难民、性暴力幸存者、前线战士。她们是战争的见证者，却往往是最沉默的一群人。

今天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在世界多个战乱地区，女性仍面临流离失所、战争暴力、食物短缺等生存困境。她们不仅在战火中苟活，更在绝境中抗争。

生存、抗争与呐喊

俄乌冲突已持续三年，女性的角色在这场战争中发生了巨变。战争爆发前，乌克兰军队的女性比例不到15%，如今已有超过6万名女性加入军队。她们学会了使用狙击枪、操控炮弹、驾驶坦克，成为战斗员、医护兵、情报员。然而，她们仍然要在军营里争取最基本的尊重。军方长期未能提供适合女性体型的战斗装备，防弹衣过大、军靴过重，甚至连女性专属军装也是战时匆忙赶制的。

乌克兰女兵（资料图）

此外，还有数百万名女性和儿童被迫逃往欧洲。但逃离战区并不意味着安全，她们在难民营和避难所中仍然面临性剥削、人口贩卖和失业等多重挑战。而选择留在乌克兰的母亲们，则不得不在炮火中独自抚养子女。

而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生活在加沙的女性不仅要面对轰炸、饥饿、缺医少药的困境，还要承受战争中特有的“隐形创伤”。据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统计，由于医疗条件恶劣，加沙地带目前有约6万名孕妇处于危险之中，整个巴勒斯坦有超过15万名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缺乏产前产后的医疗卫生服务。

多次流离失所的加沙女性承受着巨大压力。

而在非洲东北部的苏丹，也生活着一群被遗忘的女性。自2023年4月苏丹爆发内战以来，全球新闻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武装冲突和粮食危机上。但根据联合国2024年9月发布的报告显示，自战争爆发以来，苏丹的性暴力案件数量增加了一倍。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玛丽·路易斯·罗伯茨在研究二战时所指出的，“性行为并非仅仅是释放战争压力的副产品，而是权力的神话、象征和模式”。

一名年轻女子从苏丹中南部的卡杜格利镇走过。

如何定义女性的战时角色？

战争给女性带来了无尽伤害，但这并不代表女性在面对政治冲突和战争时没有自身的主动性。传统性别观念往往将男性塑造成战争的主导者，而女性则被动地成为保护对象或牺牲者，但现实远比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复杂得多。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雅典和斯巴达的女兵就已在战场上活跃；两次世界大战中，女兵的身影同样屡见不鲜；而中国“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更是女性打破性别界限的经典象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一书中，生动描绘了苏联女性在二战中的多重角色——她们是因战争失去孩子的母亲，是对搬运尸体习以为常的体力劳动者，是在战火中依然展现柔弱与温暖的卫生指导员，也是渴望扎起辫子、穿上裙子，回归平凡生活的普通女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人阶级地区的妇女被要求以低于男性的工资从事工业、运输业等工作，这使得同工同酬和劳工权益成为女性在战争期间斗争的核心议题。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家庭主妇填补了因男性参战而空缺的岗位，大量涌入工厂和职场，从而推动了深刻的社会变革。

这种趋势在今天仍在延续。《纽约时报》2024年8月的报道指出，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男性劳动力几乎被战争消耗殆尽，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进入长期由男性主导的行业——她们或成为卡车和公交车司机，或成为钢铁厂的焊工和仓库工人，甚至直接走上战场。

乌克兰妇女们在一个模拟矿井中训练。

然而，许多女性选择参战的原因，并非出于对战争的认同，而是希望终结战争。从一战、二战的历史到当下，在对女性参战者的采访和记录中，为捍卫自身尊严、人身安全、所热爱的生活和下一代而战的女性大有人在。

在历史长河中，战争已不仅仅是军火的交锋，也是伴随着贫困、疾病、压迫和歧视的痛苦和灾难，是权力结构中的冲突和资源分配的不公，更是语言、意识、经验和信息层面的暴力。真正的和平，不只是停战，而是让每一个人，无论性别，都能在日常生活中享有平等的权利、尊严与安全感。

作者丨赖晨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