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南湖晚报

　　我的父亲，大名永林，生于1950年，是桐乡解放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第一代。祖父母响应“光荣妈妈”号召生了5个孩子，父亲排行老三。

　　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范围内遭遇严重饥荒，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也是尚且年幼的父亲经历的最艰苦的时光。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几乎是每家每户的真实写照。家里孩子多，肚子都填不饱的情况下，只上了两年小学，连自己名字也写得歪歪扭扭的父亲被迫辍学，彼时的父亲连“半个劳力”都还算不上，回家过起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挣工分”生活。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是人民公社“大集体”时期，生产队所有收成归集体所有。社员们每天由生产队长安排农活，由记工员给每个出工的社员记工分，最后再按照出工量，分配集体钱粮。

　　因为识得几个字，年纪不大的父亲被队里分派了记工员“职务”，这在当时可是个让人“眼热”的位置。那些个不大不小的毛头小子能记多少工分，都掌握在记工员的手里。父亲十分珍惜这份工作，认真记录每个社员的工分，从不克扣，更不偏袒。开始时，队里几个大人和小伙伴时不时地找到父亲，让他多记几个工分，以便年终多分一份钱粮，这其中还不乏亲戚长辈，但父亲都一一拒绝。为显公平，父亲也没有给自己家多记一分，所以那些社员也拿他没办法。时间一久，社员们就给父亲起了个“冬瓜永林”的绰号，意为像冬瓜一样不懂变通。但父亲只是笑笑并不以为意，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

　　“勤不言苦，清心自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村里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逐渐办起了电线厂、织造厂、印刷厂、玩具厂等好几家村办企业，村集体经济也由此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凭着“学历”和工作口碑的“硬实力”，电线厂建厂初期，父亲就进厂担任送货的挂桨船驾驶员。父亲每周都要将生产出来的电线送往40公里外杭州城区的经营部，出一次门少则三五天，多则七八天。

　　因长期出差，厂里会给报销外出的差旅费用，但父亲依旧坚持自己“不搞变通”的原则，绝不多拿集体一分钱。为了给集体省些开支，他每次出船都带上铺盖，晚上也不住旅馆，就在船舱里铺些稻草摊上草席，对付着过夜。别人问起，父亲总是笑呵呵地说，“给厂里省点钱嘛！”背地里有些工友笑父亲，“真是个冬瓜！”

　　“底线如盾，守人之德。”

　　上世纪90年代初，人民生活条件大幅改善，村里修了公路，轮船送货逐步被汽车替代，父亲也转岗担任了厂里成品仓库管理员。也正是那个年代，村里掀起了一股建房的热潮，很多村民都到厂里购买电线，大批外地客商也蜂拥而至。而掌握成品仓库收发管理权的父亲，自然也成为村民和客商竞相拉拢讨好的对象，但“冬瓜永林”不为所动。

　　当时，我们自己家也建起了二层的小洋楼。但因父亲一直坚守着自己“不搞变通”的原则，家中经济并不富裕，建房时欠下了近万元的债。其实，按照当时他手中掌握着的权力，只需稍微搞点“变通”即可轻松赚取外快。可父亲甚至在债主每年都上门催讨几次的情况下，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底线毫不动摇。

　　“雨润万物，家风蔚然。”

　　在我心里，父亲更是让我尊敬。年轻时家境贫寒，却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从不存觊觎之心。他始终坚信，只有通过双手奋斗，才能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在我小时候，他就常常告诫：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活得清清白白，人生路上要站得直、走得正，这样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父亲勤奋自强的精神像一座山，对有着25年党龄，且在派出所工作20多年的我，依然影响深远，让我挺直脊梁做人。

　　如今，父亲已仙逝，但父亲留下的家风，还将助我一路爬坡过坎。这不仅是我要继承的精神，还要把它传承下去。

　　冬瓜清白，可以明志。

　　（桐乡市公安局 沈权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