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为深入探讨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核心逻辑与成功经验，对中国过去改革实践进行回顾与总结，同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未来的改革方向与发展路径，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主题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和经验”的光华思想力研讨会在燕园隆重召开。
本次研讨会汇聚众多学术界及业界的专家学者和行业领袖，近400位观众报名参与，共同在历史纵深与未来图景的交织中，探寻中国经济改革的破局之道。
开场致辞
会议伊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马化祥代表学院致辞。他回顾了光华管理学院在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中的成长历程和主要贡献，强调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和意义。“四十年改革史不仅是政策迭代史，更是中国原创性经济思想的成长史。”他提到，光华人始终将积极为党和人民建言献策作为一项使命传承至今，“当中国改革从‘借鉴应用’走向‘范式输出’，我们正在共同书写一部新的发展经济学。”学院希望借由论坛的举办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和经验，为未来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
本活动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张晓波主持。
主题演讲：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探索与经验总结
在主题演讲环节中，四位经济学界知名学者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亲历与见证者，围绕“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探索与经验总结”这一主题，以多元视角进行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重构与理论突围，分享了各自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独到见解。
华生：从双轨制看经济改革的逻辑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东南大学国家发展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东南大学、武汉大学教授华生从双轨制的改革逻辑出发，揭开了中国渐进式转型的底层密码。
华生详细阐述了双轨制改革的内涵与实质，并指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演进轨迹：在承认和转化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培育和发展增量，随着做政府功能的渐进转型，推进市场化进程的波浪式拓展。他以农村改革的起步为原型剖析制度演化的精妙设计——农副产品超额收购加价50%的双轨收购价格、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未直接冲击既存的定额收购价格和农村集体所有制三级所有的架构，而是通过“承认存量、培育增量、逐步优化”，在计划体制边缘和承包和激励制度安排上撕开传统经济制度的裂口。“增量渐进是制度变迁的核心算法。”华生表示，这种“摸石头过河”看似常识其实睿智的实事求是思路，后来成为双轨推进生产资料价格体制、外汇体制、所有制、用工制度、户籍制度等重大改革的方法论和运行轨迹。
当谈及农民工进城这一“未完成的改革”时，华生也揭示了双轨制的当代困境：“农民可以自由流动务工，但户籍制度依然构筑隐形壁垒，这正是新旧体制并存的典型剖面。”他以此延伸至外汇管制、能源定价等领域，指出一些特殊领域的双轨制已从转型工具演变为制度稳态，如何防止“过渡性安排”异化为固化利益格局的护城河，成为深水区改革的关键命题。
面对政府与市场的永恒之辩，华生提出：“中国改革史本质是政府主导的制度供给史。”他列举1994年分税制改革案例，说明当市场无力突破条块分割时，顶层设计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如何重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于当下热议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他警示需警惕两种浪漫主义：既不能神化市场的自我纠偏能力，亦不可低估官僚体系的路径依赖。他以数据要素市场为例，指出“政务数据有序流通与商业数据自由交易的并行架构，可能孕育出新世纪的双轨创新”。最后，华生强调，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必须清晰，每一步的改革都需要考虑到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只有通过不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才能找到最适应国情的改革路径，展现“体制裂缝中生长新秩序”的中国智慧。
朱晓冬：自下而上的改革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经济学系主任、讲座教授朱晓冬在演讲中以量化研究剖析中国经济增长的深层逻辑，揭示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深远影响，并发现自下而上的制度改革，正是推动中国生产力飞跃与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同时指出了基层创新在经济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朱晓冬提出，过去研究中常忽视体制改革对经济的根本影响，中国作为经历巨大改革的国家，正是研究制度改革的理想实验室。因此，他的研究旨在量化体制改革，并探讨其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他与合作者历经3年多的深入研究，通过大量地方志的数字化处理，首次系统追踪了改革传播的隐秘路径，并量化25项重大改革发现，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呈现截然不同的传导机制。
朱晓冬通过两个典型例子阐述了自下而上的制度改革：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1978-1984年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燎原之势早在中央政策出台前就已悄然展开，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浪潮，在思想解放的土壤中与一批地方官员的“实事求是精神”碰撞，最终释放出惊人的制度红利；二是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金融界创新，如信托投资公司与城市信用社在体制裂缝中野蛮生长，这些“非正规军”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支持。他与合作者的最终研究表明，自下而上改革往往先于中央政策传播，且对GDP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显著正面影响，相比之下，中央试点的改革则主要通过资本积累推动GDP增长。
朱晓冬总结道，宽松政策环境能够更加激发企业家、农民和基层政府官员的创造力，从而推动经济的高效增长。在他看来，这些基层突围与农村自发改革共享着同一内因：当政策环境出现弹性空间，民间智慧便会自发重塑制度边界。
周黎安：塑造政府——市场关系的中国实践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周黎安围绕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中国实践，探讨了两者在经济活动中的平衡与协同。他深入剖析了中国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独特探索，系统阐释了中国如何通过“地方政府竞争”的独特模式破解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政府-市场双失灵”困局，强调改革需在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尤其应重拾“容错智慧”，警惕过度纠偏机制对地方创新动能的消解。
周黎安指出，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将政府职能限定为“弥补市场失灵”，但在发展中国家实践中常面临政府缺乏财力与执行力提供基础公共产品的“能力赤字”和官员存在“不作为”与“乱作为”并存的“激励悖论”的双重困境。而中国地方政府则展现出了“三性合一”的特质——公共性、竞争性与市场性。地方政府既承担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双重职能，又深度介入土地、融资等核心资源配置，更在经济发展的政绩考核下形成激烈的竞争机制。这种“政企匹配市场”机制，本质上是区域层面的双向选择：地方政府手握要素资源，企业带来税收与就业，双方在竞争中形成利益共同体。
由此产生的“官场+市场”的双向驯化机制成为关键。官员政绩与企业绩效深度绑定，既倒逼营商环境改善，又通过要素流动抑制权力寻租。中央政府的动态纠偏机制则如“钟摆调节”，宏观平衡改革方向。然而，周黎安指出，本世纪以来的系列纠偏措施（如加强垂直管理和优化绩效考核）虽矫正了“唯GDP主义”，却也导致部分官员因创新风险过高而选择“躺平”。面对挑战，他呼吁进一步优化改革伦理，建立前沿探索领域“安全试错区”，确立官员免责认定机制，并引入企业、市民等多元评价主体稀释“唯上”惯性。“当年小岗村按血手印的勇气，今天需要制度性承接。”他强调，新时代改革既要坚持“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探索底气，更需完善“试错有成可免责”的保障体系。
在理论维度，周黎安提出中国实践实现了三重突破：以“渐进试错”化解制度断裂风险，用“地方竞赛”替代全域震荡成本，使地方政府成为政府-市场关系的“转换枢纽”。这种“韧性治理体”的构建，超越了西方“大政府”与“小政府”的二元争论，为全球经济学贡献了东方智慧。
张军：邓时代——实用主义的中国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中心主任张军以“邓时代：实用主义的中国”为题，剖开改革开放初期的制度创新密码。他指出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转折点——邓小平“不争论”的哲学智慧，不仅塑造了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奇迹，更为数字时代的改革提供了深层隐喻。
“当意识形态争论可能窒息改革幼苗时，邓小平用‘不追究’政策为实践开辟了容错空间。”张军回顾了1979年批准首家中美合资企业北京吉普有限公司时，邓小平绕过所有制争论，批示“合资经营可以办”，此举不仅化解了外汇困局，更意外催生了制度创新的链式反应。面对数字化时代的新挑战，张军重新诠释“不争论”智慧的当代价值：当数据产权界定陷入理论僵局时，浙江等地已通过“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实践趟出新路；面对AI伦理争议，深圳用地方立法确立算法备案制。这些现实映射出“邓时代”的方法论传承——用实践溶解概念坚冰。
张军特别强调了“倒逼改革”的动态逻辑：当数万技工为操作进口设备突击学习微积分时，知识需求催生了职业教育市场化；合资企业灵活用工冲击“铁饭碗”，间接推动1986年劳动制度改革。这种“生产力挣脱生产关系束缚”的自我革新，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变迁路径。“我国47年的改革史证明，最有效的制度设计往往诞生于对具体约束的突围。”张军总结，中国改革的生命力，深藏于“解决问题优先于解释世界”的实用主义基因之中。
圆桌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分析与未来展望
随着研讨会的深入进行，圆桌讨论环节正式拉开帷幕。张晓波继续携华生、朱晓冬、周黎安、张军四位顶尖学者及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蒋德军，围绕“中国经济改革的新逻辑和新思路”主题深刻探讨了改革深水区的现实困局与突围路径。
蒋德军：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国企突围
作为亲历中国石化产业崛起的实践者，蒋德军以“的确良”等布票消失、化肥产能全球第一等鲜活案例，从解决人民穿衣吃饭问题出发，通过引进技术、资金和壮大产能，实现大宗产品自给自足，展现改革开放如何重塑国家基础工业版图。面对当前产能过剩困局，他提出“三级跳”战略：从吃透工程师红利转向科学家红利，通过技术输出突破海外市场，国际化的容错机制比激励政策更重要。”他呼吁国家在经济改革方面给予更多激励机制、容错机制和国际化业务政策支持。
华生：破解“身份经济”、释放内需潜力
当讨论触及改革突破口时，华生强调户籍制度这一历史命题：“2.8亿农民工再加上他们的几亿家属的消费潜力被制度性压抑。”通过解决农民工家庭在就业城市的安居问题，可以激发出巨大的内需潜力，并带来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他提出，要解决国内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需要制定从现在起就逐步推进的5到10年的行动规划，解决“身份经济”问题，即给予所有人平等的基本公民权利。“身份平权”应成为现代化标配：“我们不可能想象带着户籍鸿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现代化。那样也会是对改革初心的背离。”
朱晓冬：4.5%GDP增长密码藏在农村养老
通过对2009年至2012年新农保政策的深度研究，朱晓冬揭示被忽视的“银发红利”：“当农村老人养老金提高至现行5倍，将带动GDP潜在增长4.5%。”他指出当下政策倾斜的失衡：“地方政府的GDP竞赛更倾向在基建项目和产业园，在改善民生和养老保障方面却少之又少。”他呼吁通过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水平，进一步拉动内需的增长。
周黎安：警惕“政策复读机”扼杀地方创新
针对近年出现的政策空转现象，周黎安引用“复读机式执行”的概念：“当市县机械转发中央文件而不做本地化解读，改革无异于纸上谈兵。”他以环保垂直管理为例，揭示权力上收的副作用：“环保局长不再听命市长看似进步，却导致开发区失去环境治理与产业升级的统筹能力。”对此他表示，“既要设定耕地红线、债务上限等硬约束，又需建立‘改革豁免清单’保护地方首创精神。”
张军：“做减法”比“出政策”更需要勇气
面对当前300余项待推进改革任务，张军呼吁做“政策减法”：清理掉过多的政策障碍，让市场化更加清晰，不要过早地抑制经济的发展和创新。“就像爷爷奶奶过度保护孙辈，现在各部门的过度‘关爱’反而窒息了经济活力。”他特别指出金融领域：“开发商贷不到款、学生不愿进银行、创新企业拿不到风投——当监管指标多到连从业者都数不清，就该启动‘日落条款’：任何政策除非特别说明，到期自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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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当燕园的最后一抹寒意消融在早春的阳光之下，这场汇聚改革亲历者与理论构建者的深层对话，以穿透时空的锐度划开制度变迁的肌理，展现出中国经济改革奇迹中那些被忽视或遮蔽的微观图景。整场讨论形成两大共识：在方法论层面，需从“政策加法”转向“机制减法”，建立政策效力评估与退出机制；在动力机制上，应重启“基层试错—中央追认”的良性循环，用容错空间置换创新动能。与会嘉宾纷纷认为，越是面临“卡脖子”的压力，越需要重拾“允许一部分人先闯起来”的中国智慧。
（转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