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同学开了一个小时的车来看我，送了一棵紧紧环抱造型圆满的大白菜。我以为是他自己种的，他说不是。这么远来送白菜，使我不禁做一些联想——白菜除了对身体有很多好处之外，应该还会有一些隐喻，意义远远超过白菜本身。以至于二十多天过去了，白菜还完好地躺在塑料袋里。接下来是应邀到萧同学自己设计的新居一趟。一进门就觉得屋里昏暗，地板是黑的，墙是黑的，吊顶也是黑的，家具也多是各种沉着的颜色。墙上钉着几部王家卫导演的电影广告，颜色也是昏黄的、朦胧的，让人想到《花样年华》里周慕云和苏丽珍居住的空间——陈旧斑驳的窗户、栏杆，雨后潮湿迷离的小巷，嘈杂逼仄空间下迷茫不安的神情。我坐在萧同学的吧台前喝茶，有一支曲子在响着。恍惚里，以为进入了周慕云的那个空间，影片里是有一台牵牛花般喇叭的老式留声机，有一种独特的声响传了出来。

以上两个例子无非想说明一个问题——人的想法是有许多差异的。送礼物可以循常规送一刀宣纸，也可以送一棵大白菜；装修可以富丽堂皇，也可以清一色赋予。人的感觉就是以差异性相互映衬的，无论是在俗常的道途上，还是在审美的识见中，各自做去，便有不徇人的乐趣。

现在想想自己在讲台上所讲的书法，具体技能好像没讲多少，更多的都是说个人的作用，自己当如何思、如何选择、如何下笔。他人如何，我似乎不太留意——追时兴是如何都追不上的。别人追上了，笔下合于此时情调，那是他的运气。以前我总是会对时兴者表达自己的想法，让他们与时兴相远，而近一些古风古意。自己这种好为人师的做法，往往自讨没趣，因为想法相异的人，是会相距越来越远的。现在我在另一所大学讲课，下课的时候也不会有学生来问询——在研究生这个时段，可以安静地坐着听讲，不出一点声音，至于自己所想如何，不表达谁也不知道。不过我是从细节来发现班级与班级间的差异的。与我讲课时相辅的是板书，一节课下来，平阔的黑板上都写满了。下课后我出去走动一下，回来一看，粉笔字依旧——本来指望班长或学习委员本着尊师的情怀会把粉笔字擦干净，便于我下一节课继续书写，却落空了。这也使我这学期除了大量板书，也大量地擦着黑板。我自己有手，也可以擦得很干净。可是如果学生主动来擦，我就会更开心一些。一个人当不倚外人、外物，擦黑板也是如此。

我经常想差异性。究竟相互间相差多少，这显然不能用数字来表达。至于为何此前的班级同学都会主动上前来擦黑板，而这个班级却如此吝惜自己的手力？真要去琢磨清楚，人生就累了。

那天我看到一个石刻，上边的字分明是我写的，但在石匠手下，已经有许多不似了——如果一件事自己不能尽躬行之道，和他人合作，结果往往不能满意。我出外访碑，这些碑文的前身，也就是纸上墨迹，已经灰飞烟灭。当时交与刻工，镌刻于石上，石匠有他的想法，在敲凿中有意无意地依自己的感觉调整，最终和原作相差多少，我们已经弄不清楚，也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还原当初的纸上痕迹。后人美名曰学古人，往往学得不真不切。每个人心里都坐着一个王羲之，高矮胖瘦各不同，有人得其骨力，有人得其平和，有人能写出清雅，有人却落俗格了。但笔下各呈其相而非伯仲，就很可以开怀。

书房的朝向，如果是晴明的上午，阳光在九点左右就从大片的玻璃上进来，总是在这时书写会格外畅适，虽然有些刺眼，手上却迅疾起来。人有些温暖，指腕灵动，在纸上疾驰。古书上说：“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草木萌动。”我就像那个“蛰虫”，可以动一动了——顺利的时候就是如此，笔尖停不下来。有时还未想好安放哪个字眼，笔下已经出现了。春日就是这样，虽说春寒尚在，阳光宝贵，文士于阳光照拂下展开思路、指腕，写上一篇，算是正月笔墨开张，接着要一篇一篇写出来。

此时往北方走，可以把北方看得更清楚一些。叶片脱落之后，人眼穿过那些光秃秃的枝条，可以看到很远，那真是一个让自己眼力纵横驰骛的时节。南方就不会有这样的机会，永远是绿意连绵，无数的叶片让人看不透里边是何种鸣唱传出。视觉上看四季有如一季，心上也就无大的跌宕，还是如常地以小异应对世相之大异。有人认为格丽克在写作时惯常剑走偏锋，以至于她写夏季的文字可以沁出丝丝的寒意。显然，人在物理世界里，感官并不就如此这般地再现。一个人的存在就是以笔端表达不同俗常的意象。当然，如格丽克这般以偏锋行的手法我是做不到的，它意味着走一条非常规的路线，展开鲜见的风景。我身边有不少人在书写上也与格丽克相似，偏锋取奇取怪，得险得峭，通篇荡漾出一种夭矫之态，纵横激荡，观者无不提神畅怀。我依旧以中锋行，取中取庸，走平实之路，也就无洪波涌起可供欣赏，毕竟场面感太缺乏了。侧锋那么时兴，我反而要离它远一点——我一直以中锋的不变应对笔法的多变，也就只能以守常为乐事，常道无奇，只是可靠。试想一个人循前人旧辙而行，不易其守，不弃其真，也就不惊不乍。写写复写写，终究还是写给自己看的，如果不求识赏的话，笔下就会轻逸很多。

邹城我已经好多年没去了，但这个城市似乎就在我的身边。我对这个城市的市容民俗不甚了了，似乎也没有闲工夫逛一逛，来了就忙着去郊外亲近摩崖石刻，有时回到住处已是暮色四合万家灯火了。高甫兄赠送了我那么多的拓片，使这个城市已经过往的那些文士的气息，不至飘忽殆尽。算起来，千年一瞬，拓片上那么多字，都是用中锋完成的，让我在缓缓展开时，如同缓缓临近深潭般的安宁。中锋使字迹庄重，我用洗得干净的手，抚摸拓片上面凸起或凹下的部位，尤其是用朱砂拓的，它们深沉的色调让我肃穆起来。肃穆是已经无多的情调，也就颇觉珍贵，自以为可契于古贤。那种裘马清狂、快刀斫阵的放纵，固然紧扣时日的节奏，但我还是觉得它少了深婉不迫。据考，我这些拓片都是一名僧人书写的——我一直比较相信这个论断，它的确不是急切心境中的人所能作为的。

每个人慢慢就积累了一些俗常生存的经验，如果又与艺文有瓜葛，形成审美经验，秘密就多起来了。这些秘密构成了自己的生存旨要和继续前行的力量。如果把好自己的嘴巴，也就守住了自己的秘密。张旭挥洒狂草时为什么那么多人蜂拥而来？除了看热闹，不乏同道，想从张旭的书写中获取一些秘密为己用。秘密就是把真实性藏匿起来，隐而不显，自己用来咀嚼回味，或者再增加一点新的认知。正是这样，同行于艺术路途上的人，同学一本帖一方碑，才会呈现那么大的差异。那些笔下雷同蹈袭的，都是一些交流秘密的人。韦诞曾经告诫他的子孙，不可在社交场上传播他的笔法。我以为韦诞是书坛上最先懂得秘密珍贵的人，和他人的乐于分享大相径庭，他喜欢让自己成为私享家。现在我学韦诞的章草就有些吃力，他把笔法的秘密带走了，以至于我要在一笔一画的尝试中，重新建立我个人的秘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