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 史  灿

　　为巩固根据地政权，廓清内外敌对势力，太行区党委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政策指导下，逐渐摸索形成以阶级分析为基础，深入乡村的调查风格和工作方法。就此，太行区党委成为中共中央贯彻社会调查号召的突出代表，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政权的发展。

　　扎根太行农村开展社会调查

　　国共合作抗战与万家岭大捷

　　1938年5月，自陕北转战至华北后，为尽快了解与适应当地群众的迫切要求，一二九师后方政治部即翻印《社会调查大纲》，以便各部队摸清地方实情，迅速巩固地方政权。同年10月，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与中共晋冀豫区委在会上提出要从阶级观点出发，进行调查统计工作，帮助处理统战工作。1939年，民运部组织进行的太北六县概况调查，成为太行根据地系统性、有组织的首次实践。3月下旬，八路军总部襄垣南丰沟会议上着手布置社会调查，计划“在半年内调查长、潞、襄、屯、武等六县”。

　　1941年，晋冀豫区党委考察团于辽县做阶级经济关系变化调查。2月，晋冀豫区党委决意加强群众工作，组织领导农救会干部进行农村调查，以推动减租减息。8月，中共中央正式下发《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即“八一决定”），号召在全党自上而下地进行调查研究。此外，还特别要求在相关城市、边区设立专门的调查研究室。同月，杨尚昆给李雪峰和安子文去信，认为太行根据地在“八一决定”发布后并无实际进展，“在过去做的实在还不够”，现在许多同志到中央后“少有具体材料可以回答”有关“各地区战前战后的阶级关系变动”。

　　中共相对于太行山区的农村社会来说，无疑是外来者角色。加之干部队伍存在主客问题，系统性地组织建设和工作方法尚未成型。就此，杨尚昆希望太行根据地可以尽快推进社会调查，并及时搜集调查材料，以供中共中央及北方局作政策参考。

　　经常性与临时性结合

　　调查研究并非单向的，在调查纲领和研究任务下发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仍需要持续接收来自地方实践过后的经验，特别是重要参考材料。

　　为检查各地对调查研究决定的执行程度，中央书记处在1942年3月特别提出六条问题，以敦促各根据地检查贯彻程度，各地需“根据以上问题加以详细检查，将执行调查研究的成绩缺点经验总结电告中央”。同年12月，中共中央鉴于各根据地机关冗杂，“与目前及今后极端严重的分散的游击环境完全矛盾着”，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对此，晋冀豫区党委做出积极回应，增设了调查研究室和参考室，在地委增设调查室。其中，机关调查室的任务是“组织布置调查工作，推动各系统的调查工作，整理研究敌友我材料”。

　　毛泽东曾将巡视工作视作“走马看花”式的工作方法，还提倡与“下马看花”相结合来深入调查研究。太行区党委组织实践了巡视制度。如巡视团据其某次行军“经过辽、黎、偏、涉、邢、武一带大概观察，以及零星调查所得”，对太北区提供了工作指导。“由于不全面详细了解五、六两区以及整个太北（区）的工作情形，只能简单提出如上意见供给你们参考。你们的意见如何，希望很快能够告诉我们。”

　　北方局在关于1943年机关的几项工作部署中提到，十一月与司令部合并伙食单位后，较有进步，各部门干部一般均能深入乡村，进行群众工作与调查研究工作，并决定在三月之后“分派巡视团赴各区视察工作”，其中，“罗瑞卿带一巡视团赴太岳，刘锡五带一巡视团赴太北，其他机关干部在驻地深入下层进行群众工作与调查研究工作”，以此来领导整风运动及总结过去工作。

　　层层贯彻中推进调查研究

　　1943年，中共中央及地方根据地持续调整。趁中共中央统一布置下减租减息的运动任务，太行区的调查工作即统一由李友九负责，各地、县若干典型村的调查材料与此前各式调查材料得到了汇总和整理，为李雪峰、邓小平等区委领导提供了扎实的政策参考。

　　1944年7月，毛泽东鉴于地方根据地的革命实践日益成熟，但中央对其具体情况仍不十分了解，先后下发了相关文件，要求各地进行调查并答复相关问题。除统一战线、城市工作、减租减息等老问题外，毛泽东特别注意到了中共政权问题、部队与农民发展生产问题等。为及时答复中央，邓小平即指示李雪峰提供调查材料以反映实际问题。

　　根据一手调查材料，邓小平于8月24日向毛泽东发去电文，所用材料均为太行区调查材料。基于这批“内容极好”的调查材料，毛泽东获悉了切实的根据地社会实情，肯定了太行区的工作，很快批转各地。至1945年7月，中共中央特别关注到了太行区整风运动，毛泽东更是讲太行区整风经验及其“关于检讨统一领导问题的报告”批转其他各区党委，要求“仿照办理”。

　　中共严密的组织系统不仅包括垂直的上下级联系，太行区党委调查研究系统亦有属于地方的材料收集和分析系统。如“地志部分除本地区者外，关于其他地区的也望搜集，搜集后，交由交通局直接寄交太行区党委调查研究室收，邮费转来由我们偿付”。太行区党委为使精兵简政建立在科学的分析研究基础上，组织党委、政府、财经、军区、农会等系统的干部，对全区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调查。作为典型的长治县很快便将调查研究贯彻到了群众运动中，并颇有成效。其“一切必须从长期着眼于长期地努力，认识只有长期群众游击战争的开展及点线工作、敌伪军工作加强起来，领导上力求一元化与行动的统一一致密切配合，长治全面工作才能全面地开展与巩固”。

　　由此，太行根据地逐渐形成了较为周密可靠的调查组织，自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持续因应着党的革命导向，不断发掘收集着各式相关文件材料。同时，文件的横向散播与纵向传达离不开交通组织。中共以“中央—中央分局、省委—地委—县委—‘最下层’”为纵，并以党、政、民等为横，“通过向最下层以及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延伸，塑造了充分沟通政党内外且组织完备的调查机构。

　　中共中央的一元化权力集中与各地方根据地的灵活自主性相互弥合，在保证地方材料与上级文件持续交流的同时，尽可能保证地方根据地调查活动的独立自主。其中，太行根据地的调查实践便是突出代表。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