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
冬风乍起，不少温暖如春的室内如公园茶室、老年大学教室等都办起了“雅集”。这种中国古代文人吟咏诗文、讨论学问的集会，在今天成了中小型书画诗会的代名词。人们在雅集上吟诗作画，让这种古老的东方雅趣成为今天的一种社交新时尚。
王羲之在兰亭雅集上一挥而就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
兰亭雅集成就“天下第一行书”
雅集萌发于先秦的“养士”之风。尤其是在列国纷争的战国时期，有实力和抱负的王侯争相礼贤下士，广罗门客。当时的大诸侯或贵族动辄收养上千门客，不期举行门下之士的聚会，这就是最早的雅集雏形。而当文人相会，以诗酒相和，纵情山水园林时，历史上典型的文人雅集就此出现。
南朝文学家谢惠连曾作《雪赋》，记录下一场西汉时大雪地里的翰墨生辉——梁苑雅集。西汉梁孝王刘武（汉景帝刘启的弟弟）修筑的私家园林梁苑，是他招延四方文士之所，方圆三百多里，园内精心陈设亭台楼阁、山水奇石。某年岁末冬日，天欲雪，风起云积。梁孝王置酒宴，邀请邹阳、枚乘等名士于园中一聚。当司马相如迟来之际，正巧风雪由疏转骤，天地间银装素裹。于是从司马相如的即兴咏雪开始，在座各位依次饮酒作诗。美酒美景又逢知己，在场嘉宾个个文心激荡，涌现出枚乘的《柳赋》、邹阳的《酒赋》、公孙乘的《月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等诸多传世经典之作。后来的学者认为，正是梁苑雅集奠定了汉大赋的恢宏气象。雅集的文人以瑶林琼树、风花雪月为载体，借景抒情、歌以咏志的活动，也成为后来雅集的序曲。
三国时期，曹操定都邺城后，广招贤士，以“三曹七子”为核心的文人群体常在铜雀园举办雅集。“三曹七子”即曹操和其子曹丕、曹植，以及当时的“建安七子”。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当时的王粲、刘桢、徐干、陈琳等7人因才华横溢被誉为“建安七子”。曹丕曾用“行则连舆，止则接席”形容“三曹七子”的关系，意思是出行时车轿相连，休息时座位相接，形容关系密切，形影不离。他们在铜雀园雅集上创作了大量宴饮诗赋，奠定了汉魏之际的“建安风骨”。这一时期的文学风格慷慨深沉、意境宏大，对后世影响深远。
中国古典园林曾有“南兰亭，北金谷”之说。在其中举办的文人雅集，诞生了千古风流的《兰亭集序》与《金谷集》。《金谷集》来自西晋富豪石崇的金谷雅集。石崇在洛阳北邙山金谷涧营建金谷园，于元康六年在此为征西的大将军王翊饯行，邀请了以“金谷二十四友”为代表的西晋文坛“顶流”参加。金谷雅集的参与者无需端坐宴席，可随意在园林中登高临下，列坐水滨，琴瑟笙筑，合载车中。石崇亲作《金谷诗序》以记其事。
被后人视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来自东晋永和九年的兰亭雅集。公元353年三月初三这天是上巳节，按照节日习俗，应行修禊（音xì）之礼，即在水边举行祈福祛灾仪式。时任会稽（今绍兴）内史的王羲之邀请友人谢安、孙统等26位世家子弟，在会稽山阴兰亭举行修禊，“引以为流觞曲水”——沿溪流而坐，将酒觞（酒杯）置于蜿蜒曲折的溪水漂浮，漂至哪里停止，近处的人就要拾杯饮酒，并即兴赋诗。这次雅集上共诞生了37首诗，后合编为《兰亭集》。王羲之在微醺之际逸兴遄飞，一挥而就书法与文学价值震惊世人的《兰亭集序》。有趣的是，虽然《兰亭集序》的知名度远超《金谷诗序》，但按照《世说新语》的说法，当听到有人将自己比作石崇、将兰亭雅集比作金谷雅集时，王羲之“甚有欣色”。
清代王云所绘的西园雅集图。
白居易组起“平均最高龄”雅集
唐宋时期文人雅集活动频繁，在历史上留下几大“之最”。
活动预算最充裕的唐代文人雅集是“十八学士登瀛洲”。“瀛洲”在李白的诗句中是三大仙山之一，而在唐太宗李世民这儿，则是他于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在长安城设立的文学馆。彼时的李世民还是秦王，他以文学馆之名，招纳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等18位文士大儒驻此，与自己谈论经史子集、吟诗对弈。有李世民组局，活动经费自然不在话下。此外，这18位学士享有五品俸禄，衣食住行优渥。李世民还命当时的著名画师阎立本为他们画像，留下立轴绢本设色画《十八学士图》。
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的滕王阁雅集，则诞生了最出人意料的一篇千古绝唱。当时正逢重阳佳节，洪州都督阎伯屿在新修的滕王阁上宴请名士，并在宴席上假意邀客作序，实则要推出其婿吴子章提前准备好的诗文，使其扬名。不料宾客中年仅十四岁（也有时年十六岁、二十四岁之说）的王勃毫不推辞地慷然受笔，即兴写下《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滕王阁序》，震惊四座。王勃是在去南方探望父亲的途中经过此地，临时赴宴，但就是在这样的偶然中，留下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千古名句。在《滕王阁序》里，王勃不仅盛赞滕王阁的雅集好似王羲之当年的兰亭雅集，还感慨兰亭雅集的盛况已成陈迹，石崇的梓泽也早在历史中成了废墟。但王勃或许未曾想过的是，雅集的亭台楼阁与风流人士虽逝，留下的文字却千古生辉，其中也包括他自己这篇文章在内。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香山九老会”，则是归隐山林派文人雅集的鼻祖，同时也是“平均最高龄”的雅集组合。白居易晚年远离政治，择与龙门石窟伊水相望的香山隐居。集结香山九老会那年，白居易已经74岁，在古时算是相当高龄，而九老会的平均年龄更是达到了惊人的84岁。据说成员之一的卢贞还曾因未满70岁，而有过被拒绝入会的经历。这群老寿星常雅集于山水间坐禅谈经，留下不少诗篇。白居易将其集合成册，撰写《香山九老会诗序》，展示了文人隐逸山林、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现代人聚会时，免不了要合影留念来记录美好时光。古人没有相机，却有巧夺天工的画师来记录聚会。北宋时的一场著名雅集——西园雅集，或许是拥有最多“合影”的文人聚会。西园雅集的发起者是宋初将门之子王诜，他于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在西园举办家宴，席上宾客个个鼎鼎大名：包括唐宋八大家的苏轼、苏辙，“苏门四学士”张耒、秦观、晁补之、黄庭坚，北宋书法“宋四家”之一的米芾，著名的修道高士陈景元，大藏书家王钦臣，大画家李公麟等。书法、绘画、诗词等领域的“顶流”汇聚一堂，吟诗作画、谈禅论道。这样豪华的阵容，让后世文人雅士向往不已。
宴席留下了一幅珍贵的“合影”，即由李公麟绘图、米芾书文的《西园雅集图》。有趣的是，虽然雅集的主人是王诜，但画面的主角位置却给了无论官位抑或地位都不如他的苏轼。可见文人雅士看重的是文学艺术成就。后人出于倾慕，常常把西园雅集作为绘画主题。马远、仇英、石涛、张大千等众多著名画家都绘制过他们心中的“西园雅集”。在画家们的笔下，西园雅集的聚会在另一个时空里，一次又一次地展开，永不落幕。
明清时期经常举办雅集的江南园林，现在依然是人们读书、饮茶的雅致之所。
史上规模最大的玉山雅集
距今600多年前的江苏昆山巴城镇，一场由元代后期江南名士主导的文人雅集——玉山雅集，曾持续活动十余年，前后参与的各界名流多达三百人。在清代人编撰的《四库提要》中，被称作“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创作最丰的文人雅集”。
玉山雅集的倡导者是江南名士顾瑛，雅集的地点在他自家的园林玉山草堂。顾瑛富甲天下、好治园池，又好诗赋礼乐，热衷结交四方文人贤士。玉山草堂不仅环境优美，更广藏古书字画、钟鼎彝器，引得四方文人墨客慕名而来。
玉山雅集上，主宾不论身份，以才情相契。他们或在丝竹歌舞中漫游园林，挥毫泼墨；或在室内的茶韵檀香中清谈玄理，品鉴鼎彝。人来人往、吟咏唱和十多年，留下了集合成书的《草堂雅集》与《玉山名胜集》。有种说法，元至正年间的诗作，有十分之一出自玉山草堂。
玉山雅集以园林为背景的聚会活动，对明代文人雅集影响颇深。明代迁都以后，园林雅集之风也在北京兴起。明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三月初一，春和景明。在大学士杨荣位于京城的杏园宅邸中，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为首的九位内阁大臣组团聚会。画家谢环当场用画笔定格了彼时的情景，取名《杏园雅集图》。画家把人物分为三组，卷首以竹林和棋桌为背景，人物三三两两交谈或观景；画面中心为第二组，人物在石屏前展卷提笔，好似正欲作诗；第三组的几人则手持展开的画卷，细细鉴赏。画卷展示的不只是明代文人的生活日常，更是一种鲜活丰盈的精神共鸣。
清代文人承续雅集的传统，每至上巳修禊、名贤生辰、寒暑节令时候，在京文人“往往假精庐古刹，流连觞咏，畅叙终朝”。江南文人则对园林赏鉴、诗酒集会充满热情。私家园林是当时举办雅集的重要场地。在清代名士袁枚笔下，有四大文人雅集中心：扬州的小玲珑山馆，天津的水西庄，杭州的小山堂、瓶花斋，名流宴咏，长盛不衰。民国以后，雅集之风势弱。
近些年，各种雅集活动越来越多，成为丰富人们文化生活的日常。书画雅集、妙香雅集、诗会雅集……今天的雅集，与古代雅集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但从内容到形式又都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它不仅是当代人审美情趣的体现，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繁荣的缩影。
现代年轻人把雅集当作提升生活品质的时尚社交方式。
域外寻踪
西式文人雅集“沙龙”
如果说西方有什么类似于文人雅集的活动形式，那莫过于同样在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沙龙(Salon)”了。这个源自意大利语的单词“Salotto”原指宽敞的前厅，在被法语吸收后，指上层贵族宅邸里的豪华客厅。17世纪起，法国贵族女性常邀请社会名流来家中客厅，围坐交流思想、畅谈文学艺术，于是法语中的“沙龙”就成了这种高雅文化活动的代称。
作为女主人，贵族女性在沙龙中拥有组织者和掌控者的核心地位。根据史料记载，法国第一次沙龙活动的组织者是贵族德·朗布依埃侯爵夫人。颇有学识的她厌恶宫廷交际的繁文缛节，于是从1610年起在家中举办聚会，邀请文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来自家的客厅里一聚。在烛光或壁炉的照映下、音乐和美酒的晕染中，社会名流或朗读自己的文章，或就一本书或一幅画乃至哲学命题展开讨论。
雅集俗事
雅集也有“AA制”
场地、车马、酒水、食品、纸墨、后勤服务……组织一次雅集花费不小。历史上的雅集并非都由王公贵族买单，经常是参会者分摊支出——也就是现在的“AA制”，古人称其为“醵（音 jù，意为凑钱喝酒）金”。唐代人郑谷曾有“题名登塔喜，醵宴为花忙”的诗句。
除了均摊餐费，还有另一种AA制，即由成员自带酒食的“蝴蝶会”。清代书籍《两般秋雨庵随笔》有载：“今同人携酒一壶，肴二碟，醵饮，名之曰蝴蝶会。匪仅谐声，亦以象形也。”各人带一壶酒、两碟菜，摆放起来壶居中，碟分两旁，状若蝴蝶展翅，细节之处可见古人的雅趣。
城南旧事
陶然亭曾是清代雅集之所
古香古色的陶然亭。
北京二环内的陶然亭公园是京城有名的公园，殊不知它也曾是知名的文人雅集之所。
陶然亭始建于清代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清代康熙年间，工部郎中江藻奉命监理黑窑厂。此地有个慈悲庵，庵内的文昌阁供奉着文昌帝君和魁星，是明清两代进京赶考的学子们必拜之地。江藻看这里环境优美，就在慈悲庵西部构筑了一座小亭，后将小亭改为3间敞轩，并取唐代诗人白居易“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句中的“陶然”二字为亭命名，又名江亭。
陶然亭与宣南的诸多会馆近在咫尺，所以慢慢成为人们聚会、吟诗之地。有道是：“宣南士夫宴游屡集，宇内无不知有此亭者。”每当花朝、端午、重阳等节日，或接风、饯行，常在这里举办文酒集会，总之，春秋佳日，宴集无虚。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春末，年届七旬的五位老京官，在陶然亭举行“五老齿会”，并以“人生七十古来稀”为起句赋诗，一时传为佳话。林则徐也曾在日记中提到过参加陶然亭雅集的事。在清代二百余年间，陶然亭在文人圈的雅集长盛不衰，成为京城一景。
本版供图：视觉中国
